一方面强度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农业；另一方面又要减少农业人口，因为只有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提高农民收入。这种自相矛盾的农村愿景实际上是少数人创造出来的。

实际上，农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边际劳动力，特别是50-70岁的中老年农民，他们基本上被城镇工商业抛弃

年轻人总会老的，对于低收入的非技术工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留在城里。前几天，**对我说，由于生意太差，她爸妈是准备回家种苹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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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不愿意留在农业，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太低。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使大规模种植农场主模式无法推行。与非农行业的人均收入相比，人均的农业收入还是太低。当然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中国还无法达到像美国或者欧洲那样的土地规模，然而跟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相比，我们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根据李迅雷的估算，2009年，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的4倍以上，韩国也是中国的2倍多。现在，农业土地虽然可以转让使用权，但是农民在租地上的投资积极性并不高。根据朱喜等人2011年的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配置存在显著的扭曲，内陆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的农户生产的土地规模扩大可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对农业生产有显著的提高，如果可以再调整生产中的资本配置的扭曲，中国农业总量的生产率可以再增长20%以上。

农业户籍制度与土地绑定导致的另一个阻碍农业发展的问题是农业补贴，目前中国的农业补贴数量非常大，主要包括四项直接补贴（即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2015年，不包含地方的配套资金，仅中央财政就支出1700亿，农业的大部分补贴其实是根据农业户口上分配的土地来发放的，而非根据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黄季焜的研究就表明，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是零”，并对土地流转有负作用。黄季焜等人2009年初对6省58个村庄1064户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98%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都是根据1998年、1999年核定的面积发放的，农民种不种粮跟是否拿得到补贴没有关系。补贴反而阻碍了土地流转，“一部分农民不敢租出去，怕拿不到补贴”，还有一部分农民，则把补贴“货币化”进了租金，流转土地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相反，如果取消农业户籍制度，那么农业的补贴就自然根据实际农业耕地面积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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