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主人按1：科学网朋友在博文里见到的多是李小文先生的见识，而不是文笔，因为他在博客里很少展示自己的文笔。有博主转过一篇他给《华夏文摘》写的回国印象，很细腻和具体，和博客文字几乎是两个不同人的风格了。】

【Blog主人按2：这里转载的这篇文章并不见于他在科学网的博文中，虽然博文中出现过Wade教授的事情，但是很简略，算不得完整。从该文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李小文先生难得会有的“写景状物”文字。可见，当年的李小文其实是个文学青年呢。】

【Blog主人按3：最近两天，似乎柴静和PM2.5成为大家关注的第一焦点，而且科学网上不少人还为了柴静小姐的这段视频打起来了。唉，没想到科学家们居然会激情如斯啊！】

回忆Wade教授

　　公元1979年，正是北京的金秋时节，我同几位同学乘中国民航转泛美飞机经卡拉奇、巴黎、华盛顿，颠簸数日（那时中美之间尚无直达航班），最后到达美国西岸城市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就坐落在这座城市的海滨一隅，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我将在这里学习工作数年，直到取得博士学位。

　　圣巴巴拉是个市镇，并不大，纬度与上海相若，但濒临太平洋，又是暖流回旋的海湾，故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据说相当于我国昆明的气候，可又不像昆明多雨。这里属于沙漠气候，一年四季少雨，几乎天天都是晴天，天天都是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就像我儿时在各种小人书里读到的一样，而到处如茵的草地，家家花团锦簇，后院全靠喷灌，每天晚上草地和花丛中的喷灌头就洒出水来，织成一片一片的水雾网。但大气里缺乏水蒸气，空气是透明的，天空中一轮皓月，似乎伸手可及。

　　这里还从来没有来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我们受到校方的热情接待，由于担心我们英语不过关，不能适应异国他乡的学习和生活，还特别派了Taniya小姐作我们的联系人，塔小姐也是学生，但在学校的外国学生服务中心打工，因曾在台湾学过两年中文，故被选中担此重任。她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如何办理入学手续，如何选课，如何租房，甚至如何到跳蚤市场跟人侃价。我这人一贯懒惰，非不得已不上超市，也不耐与人讨价还价，但还是在跳蚤市场花了20美元买了一辆自行车代步。那天，还看见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对老夫妇侃价，其实价已低到几乎是白送，那位先生还执着地要老头子减价，最后老头几乎气得迸发心脏病，老太太不断拍着丈夫的背说：”Take easy, take easy！”我从此对跳蚤市场和侃价更加兴趣缺缺。

　　我当时主修地理系遥感专业，这是一门交叉学科，我的老师Simonett教授要求我不仅要修地理系的有关学科，还要修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机及图像处理的有关课程，数学系的概率论与统计学的有关课程；以及生物系的有关课程。所以第一学期我就开始到电机系选修图像处理课，认识了我终生难忘的一位老师——Wade教授——美国声学断层成像的权威。

　　第一次上他的课，眼见一位高瘦的先生走进教室，60岁左右，戴着眼镜，气色极好，慈眉善目，衣着整齐，迥异于我的其他一些衣着随便的年青教授，尤其头上几根稀疏的花白头发被精心梳理成几缕，服服帖帖地趴在头发上，不时还见他从后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轻轻地梳理。不知怎的，我立刻想到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虽然两人年龄、形象、气质、都风马牛不相及。他把携着的一大叠大大小小的书一一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并抑扬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My name is Glen Wade, the biographer of who’s who in America, who’s who in the world,……”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我也想笑，是因为那几根头发，但我忍住了。老实说，我这人出了名的不修边幅，所以在美国面对一帮衣着随便的教授，就觉得格外自在。现在，看到一位英国绅士打扮的教授，心里先就有了一份怯意。他接着便讲述图像处理的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英国的医生和美国的科学家因发明了断层成像并解释了其成像原理而同时获得诺贝尔的事实更为他津津乐道。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关于这一门最新学问的最新著作。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大概是了解Wade的风格的学生，对这些掌故已经颇为熟悉的了。其实我也从其他同学处听到一些有关他的轶闻，比如他的开场白，他的为人，他的教学方式，甚至他的宗教信仰。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一听说Wade信仰摩门教，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福尔摩斯探案的犹他之花及邪恶的摩门教徒。和我之前的想象大相径庭，后来的相处使我了解到Wade教授不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还具有追求真理、纠正错误的宽大胸怀，为人也极富人情味。

　　在我们到校之前，UCSB平均每年在校的台湾学生大约有100名，香港学生50名。当时台湾还处在所谓“戡乱”时期，少部分敌视大陆的学生用“打倒X匪”之类大标语欢迎我们，友好一点的学生也听信谣言，以为我们都是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是来镀金的。有位友好的台湾同学曾当面问我是否学过微积分，我当时就有被人看扁的感觉，故一贯低调。但从此与世无争的我，经常在讨论课上挑他们的错失，两堂课下来，台湾同学、香港同学就再不敢小视我了。

　　在讲断层成像原理的时候，Wade教授以四个像元为例，比如说，X₁₁=2，X₁₂=3，X₂₁=4，X₂₂=5，行方向取两个投影：

X₁₁+X₁₂=5
X₂₁+X₂₂=9

　　列方向取两个投影：

X₁₁+X₂₁=6
X₁₂+X₂₂=8

　　Wade教授认为这四个投影值就能建立四个方程解出X₁₁到X₂₂这四个未知数，由于大家都学过解方程组，觉得顺理成章，但多年过去了，没人提出疑问，我也一样。

　　但我想，如果有N*N个未知数，我一步步把它切成2*2的矩阵，最终我就能用2*N个观测，解N²个未知数，我仿佛看见诺贝尔在向我微笑。当然，我最终发现诺贝尔并没有朝我微笑，而是Wade错了，气不打一处来，就在课堂上发难了。

　　Wade教授很快就发现那四个方程是欠定的，据此修改了他的讲义，对我大加赞赏。后来我有家累缺钱花的时候，Wade教授在他的研究生经费已花光，还有点违规的情况下，一口答应从电子系给我全奖（我在地理系已有一份）。有了这两份全奖，我才能潜心科研，铸造了我人生第一个辉煌（按自我感觉定义）。

　　我将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论文交给Wade教授。老实说，我心里并不太看重它，它不过是我业余时间打的一只“野鸭子”罢了。却不料两天以后，教授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拿出我那篇“野鸭子”论文说，文章很有创意，稍加完善，就是一份有分量的作品。我接过论文一看，从头到尾已经用红笔改过了，包括英语语法和词汇。我当时又是感动又是不安。多少年后，那些红色的批改符号还不时鲜活地在我眼前晃动。我现在为我的学生批改论文还坚持用红笔，大概也是一种潜意识作用吧。

　　文章改成，被投到第十五届声成像国际会议上发表，Wade教授坚持要我去会上宣读论文，我心里并不情愿，一方面是我一贯对上讲台有些怯场，不像美国学生从小训练Presentation；二方面我在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繁重，所以当有人提出想代我去会上宣讲论文时，我立刻欢快地答应了，Wade教授开始也答应了，却不料临行前三天，他改了主意，一定要我与会并宣读论文。他说，这已不是你个人的事，这代表了我们研究小组的水平。随后的三天，他天天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小组试讲，直到他基本满意。许多年以后，我也用这样的方法训练我的学生作讲演。

　　还有一件事，一位台湾公费生，研究做得不够好，到公费期满，论文还出不来，Wade教授以研究生经费已经花光了为理由，拒绝给他资助，因此他无法在暑期继续完成论文。我觉得部分原因是我跨系抢了别人的机会，差几个月拿不到学位也够惨的。所以我找Wade教授开后门，把我的暑期全奖分一半给那位台湾同学。

　　85年初，我获得遥感博士学位，又顺便在电机系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在离开圣巴巴拉的时候，Wade教授专门为我开了一个欢送宴会，宴会上Wade教授致辞说，通常他不给硕士毕业生开欢送宴会，这次破例欢送文先生，是因为两件事他感触特深，一件就是那个欠定方程组，我不惧权威，能独立思考；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表现出对弱者的关怀。Wade教授指出，“不惧权威”和“同情弱者”同为形成一个好的科研团队的必要条件，希望课题组所有的同学都学习文先生，所以才破例欢送我，请大家搓一顿。所以洋鬼子也不是不做思想工作的。（我坚持坐不改名，站不改姓，永远签Li Xiaowen，Wade教授则坚持最后的才是Last name，所以坚持叫我文先生，叫我老婆文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