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烩

曾泳春

（1）员外的幸福生活

    在布里斯班完成的一篇文章的审稿意见以飞快的速度回来了，我只看了一眼：It's a nice work......就觉得幸福溢满了心间，那是员外一样的幸福。我立刻给两个小厮：水哥和庞发了微信，说他们陪着我完成的那篇文章获得了很好的审稿意见，感谢他们宽容我，在吃晚饭的时候不专心吃饭，不停地和学生QQ，感谢他们的陪伴和宽容！

    缘，真是妙不可言。五个月前，我和水哥、庞还互不相识，但缘份把我们拉到了同一屋檐下——Lili家的屋檐下，经过三个月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盘里舀汤的生活，曾员外和两个小厮建立起了一种萍水相逢的友情，并感觉到了友情带来的幸福。社会分工其实很容易形成，在Lili家的日子里，三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明确的分工：员外负责做饭，水哥负责背菜，庞负责洗碗。

    员外的做饭生活其实是很轻松的，卤牛肉是亘古不变的主题。于是在每个布里斯班的黄昏，曾员外把三勺米倒进电饭煲里，把上好的澳洲牛肉放入锅里，开始做饭卤牛肉。门外夕阳正盛，整个街区静悄悄的，那种温暖的恬静令员外仿佛回到了闽南的童年。饭锅噗噗地响着，锅里的卤牛肉散发着花椒爆出的香味......员外在黄昏的静谧里安然地写着文章，学生在北半球通过QQ静候着，与导师员外一起探讨科研。世界很安静，南半球和北半球都很安静，只有饭菜的香味和员外与学生之间跨越赤道的信息交流。

    晚饭时间是快乐的，三个人在员外的“闺房”里吃着员外做的饭菜，谈论着红楼梦和明清小说里员外的生活，乐不可支。由于时差的存在，在北半球的学生还不时通过QQ打扰员外，却打扰不了三个人的轻松和快乐。每个周末，三个人步行到Lili家附近的街角吃早餐，员外享受她的long black，水哥享受他的white coffee，庞享受他的Cappuccino，看着蓝天上的云优雅地翻卷，静静地耗着时光，那是一种奢侈，无与伦比的奢侈。

    这是员外的幸福生活。

    水哥和庞很快回了微信：员外，周末去喝早茶庆贺一下，两个小厮作陪。

    我知道，虽然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在布里斯班街角的咖啡馆沐浴着阳光享受咖啡和早餐，但至少我们还能在上海继续我们的友情。

（2）教授的静好岁月

    一年半前，我写过一篇被砖头砸得要死的博文《遇弱是很强的，遇强是很弱的》。里面谈到了我理想中的科学院，“院士们每天到了中科院的办公室，就‘老王’‘老贾’‘老陈’地点头打招呼，各自到院里打了开水回到办公室，有的搞计算有的摇试管有的看显微镜地忙乎起科学来。”而“上上课、带带学生、做做科研，慵懒地渡着大学里的静好岁月”，则是我理想中大学校园里教授的生活。

    是的，这是我的理想。作为一名教授，守着热爱的大学校园，上课、带学生、做科研，是我最想做的事。我只希望不受干扰、不受逼迫地做这三件事，舒服地、静心地做学问，那是我们的静好岁月。

    大学，应该是提供教授静好岁月的场所。

（3）教授会

    言归正传，最近科学网上讨论得很热烈的一个话题是“教授治校”。作为一名只想慵懒地渡着大学里的静好岁月的教授，我似乎没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但我见过很智慧地谈这个问题的博文，贴在这里，以飨徐晓，以及所有对这个问题跃跃欲试发言的人们。

贾伟，《教授会》

   我坐在NCRC校园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吃着午餐，碗里的是蔬菜色拉，看着我对面的苏明明（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愁眉苦脸地啃着手里的三明治，我们内心在想着同一件事 – 上海交大的食堂很美好！在交大工作时经常光顾学校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买3.5 – 6元左右的饭菜，觉得比在外面吃酒席强得太多了，很多次寻找借口推掉“饭局”宁愿去吃食堂，有次我把要去“饭局”的两个美国客人直接拉到了交大第一食堂拐角里的“八百里面吧”吃拉面，结果人家吃得很尽兴。学校食堂的菜式隔一阵就推出新花样，品种不断增加，让我大为赞赏。学生对我的热情还有点不理解，好像是除了我以外，全中国的大学生和老师对大学的食堂都不满意 – 众口难调嘛。回到美国食堂条件就“急转而下”了，我每次在我们Greensboro校区的Faculty Club吃午饭，都是一式的色拉加一碗汤，别的选择还有一两种三明治，我估计这个餐厅自建成以来几十年里提供的也就是这几样东西。教授们彬彬有礼地排队拿这几样菜，然后就数十年如一日地津津有味地开吃，不论同桌的人和讨论的话题每日如何变换，永恒不变的是杯盏无声的吃法和简单得让我心酸的菜式 – 色拉或三明治。

   但今天我跟明明讲了一个我从这里的吃饭当中悟出的道理。我跟他说，这千篇一律的菜式告诉我们，相对而言，西方人的思想很自由，但行为较为单一和规范；而我们呢，思想比较集中，而行为规范上则正好相反 – 各行其是。同一种菜式让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坚持一星期就很难了，要坚持一学期或者更长的话只怕会有人要发疯的。其实工作上也是一样，尽管我们自上而下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但高校几十年来，真正推得起来和坚持下去的文化和精神却很少。换一种说法，一种独特的管理制度或策略很难在我们的环境里长期生存下去。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 - 上海交大药学院有过一些独特的管理举措，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教授会”。04年学院考虑按照国际高校的惯例建立Faculty Meeting制度，最先提出要搞教授会的是常务副院长刘燕刚。记得当时在徐汇区临时院办，刘、总支书记陶德坤、和我三人做过一个讨论，当时意见不一致，陶老师支持教授会，但其定位应是“政协” - 参政议政；我也支持搞教授会，但认为教授会应是“议会”，希望他们两人考虑清楚由此带来的行政工作的挑战，不能学叶公好龙，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是个长期行为。最终在全体教授积极参下成立了教授会，并由第一任主席起草了章程。教授会规定选举产生主席，一年一届，课题组长为教授会合法成员，院党政领导列席会议，担任院领导职务的本院教授也是合法成员，但不得担任教授会主席一职。教授会议程中的一个内容是由院长和书记汇报近阶段院务工作，对教授们的询问和质疑做陈述和解释。学院重大问题（通过会前的申请进入议题）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和表决，表决结果由职能部门（院党政班子和办公室等）进行实施。

   从04年开始，第一届主席为毛振民教授，习惯上叫毛主席。现任（09年）轮值主席为王永祥教授。当时我们十几个教授自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敢为人先地进行（学院管理）改革，应该说教授会一路走来也是历经风风雨雨，着实不易。期间对于重大设备的购置等问题出现过激烈和冗长的辩论，最终采取表决来决定。另外在决策权力上，可以想象的是，我们遇到过教授会大还是院行政权力大的难题 – 尤其是出现分歧的时候。记得当时我们的王教授在会上做过即席演讲，痛陈行政决策的利害关系，我迄今仍然记得他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一个处级干部不就是个七品或从七品嘛！教授是五品以上，而在我们这里教授会最大！”现在我晚饭后散步常能忆起当初的那些有趣的争论和这句“名言”，当时的教授会“纪要”肯定没有录入这句话，但它是应该载入中国高校改革史的。的确是这样，校园内少了几个领导我们多半能够照常运行，少了教授能行吗，还叫大学吗？

   如果说我的同事们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个制度建立起来，我想原因之一是当时就有了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 学院教授几乎清一色的有留洋背景，有文化土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没有等待校领导的支持。事实上这件事学院并未得到校级领导的支持，还曾有过麻烦，因我们这种教授组织的“合法性”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受到过质疑，曾一度更名为“教授例会”。所以当时的刘和陶两位老师还是顶了压力的，也为教授会受了“委屈” - 从凌驾于上，到平等对话，再过渡到听从教授们的意见去执行，这种行政上的“退步”逐步成就了“去行政化”的产生。当然最“伟大”的还是坚持了5年的各任轮值主席和教授会（除了我以外）的每个成员！在我回到美国参加教授会（现在我定期参加UNC-Greensboro 的Dept Nutrition以及UNC - Chapel 的Nutri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两个地方的Faculty Meeting）后，才进一步地感受到了我的同事们当初做的工作多么有意义！没有Faculty Meeting，这里的系和学术机构是无法立足的！我们这个有5年历史的教授会或许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跟国际接轨的“教授治学”的管理制度，尽管一直以来是“静悄悄”地在实施着。

   在中国“坚持”一样东西比“倡导”很多东西要难得多。高校的改革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有了好的想法，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就应该大胆地“尝鲜”并一路坚持下去，别去等着领导告诉你“应该”吃什么花样的饭菜，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眼下国内又开始出现了“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的新提法。我想口号谁都会喊，60年来我们喊的口号还算少吗？真正能踏实地做起来的、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