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姑娘家

曾泳春

      我在80年代中期（1987年）完成了中学时代。

  我始终认为，作为各种苏醒的80年代，是最接近浪（自）漫（由）的时代。

  整个中学时代，我穿着白衣蓝裙，在漳州一中校园里的玉兰树下徜徉、成长。那些玉兰树种在校道两侧，每年夏天，从六月开始，它们都会开出雪白的小花，藏在密密的树冠里。风吹起来的时候，校园里那芬芳的花香，到现在我都忘不掉。

  我的成绩在整个中学时代一直不错，是每科成绩都不错、但没有一科能达到顶尖的那种状态。后来我知道，那时已经出现了不少现在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的少年，他们是一个励志的群体，树立走出小镇去外面的世界实现理想的志向。因为胸怀大志、奋发图强，他们都考上了名牌大学，从小镇走向都市甚至国外，如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名人——他们成功了。

  虽然可能有成为小镇做题家的资质，然而我没有做到，似乎也没有建立起什么鸿鹄大志。我甚至没有学习任何（音乐美术）技艺，只是将我的少年时光无所事事地消耗在校园玉兰树下和小城香港路上的闲逛。回想起来，那是多么惬意的时光啊，整个世界都是阳光灿烂、清风拂面的温柔，我回忆不起任何嘈杂。

  我今天想要细细回忆的是，为什么我当年没有成为小镇做题家，而成为了今天默默无闻的自己。

  虽然我是小城姑娘，但我有着深深的小镇情结。小镇，其实是故乡的代名词。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小镇出发，去到霓虹闪烁的都市，所以罗大佑替小镇青年喊出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的理解，那是已在都市实现梦想而升起的对故乡的愧疚和矫情，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矫情。故乡一直在我心里，发小是我终生的朋友，从未远离。

  让我从香港路说起。“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那就是外婆家后面的香港路，有着高高的石牌坊、骑楼、青石板路、天益寿药铺和“灯火西施”灯火铺的香港路。整个少年时光，我都是小镇姑娘家，乐此不疲地在香港路晃荡，亚热带湿热漫长的时光，没有激起我对香港路的厌倦，似乎可以在这样的石板路上闲逛一辈子，把岁月磨得和月光下的青石板一样光滑。我没有想要离开这里去外面世界的梦想——我确定没有。我从小镇的离开，是随着人流而行的。毕竟，我成绩不错，终究是要离开小镇去念大学的。

  说到漳州一中，那是我见过最美的中学校园，一条花岗岩砌成的笔直的校道，把校园分成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运动场，都有着标准跑道。高大的玉兰树静静罩着校道，树下是白衣蓝裙、有着青春脸庞和清亮眼眸的少女。红墙的教学楼在运动场的后面，在教室里依然可以看见外面高大的玉兰树。英语老师陈丽明在接管了我们成为班主任之后，有一年时间在美国访学，回来后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

  回想起来，我没有成为小镇做题家，与陈丽明老师有着深切的关系。在80年代中期，我们整个高三六班都因为陈丽明老师享受了其他小镇青年享受不到的沙龙、舞会等班级活动，那是她从美国回来后带给我们的新事物。大约在高三，我曾有一段迷茫期，我的迷茫来自从来考不到顶尖带来的情绪。有那么几个同学，他们和我一样上学放学、做作业、写周记、做运动、参加班级舞会，那时大家的学习资源几乎是平等的，没有补习，甚至没有课外习题，但他们的成绩天然地就是比我好。作为学霸之一，少年的我也有着敏感的好胜心。于是我在某个午后悄悄走到陈丽明的宿舍（她在我们的中学时代还是个单身姑娘），和她说了考不到顶尖的不甘心，哭得稀里哗啦，眼泪和着鼻涕决堤一样在脸上流淌。陈丽明默默听我说完，递给我一条毛巾（手帕都擦不完我那些鼻涕和眼泪）。

  今天回想那天的情境，一个想成为小镇做题家的少女的迷茫，在用毛巾擦干年轻的脸庞后，露出的不是拼命的决心，而是放下了执着好胜的轻松，我竟想不起那个静静的午后陈丽明和我说了什么。

  记不起她说了什么了，只相信肯定不是鼓励我成为小镇做题家的话语，否则，我不会从此自由成长，享受一个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中年不后悔，做了一路的小镇姑娘家。

  也许，当年陈丽明给我的，只是小镇上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我可以望见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