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1日下午，4点多钟，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当时正在路上，未及阅读。晚上，看到这条短信，是我的老朋友沪成的家人发来，告知沪成的大哥朱宪华先生上午去世的消息。旁边的学生们看到我的神情，有所疑问。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在大连的那张几照片就是他拍摄的。

    我对宪华大哥的记忆，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觉得很有必要为他写点什么。在一般人的眼中，宪华大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惊人的事迹，但为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人，他值得我的纪念。

    我认得宪华大哥大约是在1954年。当时他的父亲朱秋林教授从上海受聘到河南大学医学院工作，全家随迁至开封，和我们住一条街。他的小弟沪成在中班时转入开封市北门大街小学附属幼稚园，和我同班。早上，我常找沪成一同上学，可能就在那时就见过他。不过，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似乎是在一两年后。那时，我们游梁祠街上的小孩放学后常在街道上一起踢球。一天，该吃晚饭的时候，他来呼唤沪成回家。当时宪华大哥大概是一个初中生，温和稳重，对幼稚园小朋友来说，已经是一个值得敬重的有身份的人了。

    20世纪60年代，宪华大哥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大连铁路分局大连车辆段工作。我第一次到大连，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才得以成行。

    我年青时极爱旅游，出行的方式多样。由于经济原因，也由于时代因素，我总的出行原则是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大串连时，我曾经从郑州步行到北京。大一的暑期，我曾从商丘步行到兖州，然后到曲阜、泰山、济南等地。不过一般来说，我还是利用交通工具。那次到大连，去时坐火车，回来时乘轮船，经历了惊涛骇浪抵达天津，转道北京回家。我记得是乘坐的三等舱，票价七块九毛钱。

   当时我刚参加工作，工资很低，加班调休去那么远的地方游玩，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是太过奢侈了。我选择到大连，一是它因小说《旅顺口》而令我神往，二是有宪华大哥在那里，能为我提供免费的工人宿舍和铁路员工食堂的廉价伙食。实际上，宪华大哥对我的惠泽远不止此。到了大连后，我住在他们的宿舍里，晚上值班，有时他会带上我到值班房。值班房里有取暖用的铁炉子，到了半夜，宪华大哥在火炉的铁篦上为我烤小海鱼干吃，很有风味。多年后，我们聊天时，他还提到这事。可见这对他来说，也是有生活趣味的小插曲。我一生中唯一吃高粱米饭也是在他们饭堂。在大连，我停留了十来天，其间，宪华为我安排了很好的旅游日程。他亲自陪同我到大连的老虎滩、星海公园游玩。那些地方当时还没围起来收费，玩得很尽兴。宪华大哥还陪我到大连的五一公园去过，在大连海滨和五一公园，用他的莱卡相机为我拍摄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常常使我回味起坎坷的少年时光，有几张为我的孩子和学生们喜欢。前几天到日本讲学，我在课堂上放给同学们看，也受到欢迎。在大连逗留期间，宪华大哥陪我到卖处理商品的市场去逛。在那里，我买过几个一磅的小保温瓶，质量很好，每个一元，带回家去，母亲非常喜欢。夸我说，知道为家里买东西了。

    在大连车辆段的时候，宪华似乎是担任一些技术员或者工段长之类的初级管理工作，有时也看到他拎着检车锤到现场干活。他待人诚恳，和工人们的关系密切，我看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与工人打成一片，而受到工人们的尊重。

    宪华大哥的夫人宋姐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附属眼科研究所的护士，记得她原籍河北安国，也是一个性格温和善良的人。她所在的研究所当时重点研究防治砂眼的药物，我曾受惠于此。文革后期，宪华大哥调回郑州，八十年代，他曾被委任为郑州铁路局郑州车轮厂的副厂长。当年号称重用知识分子，宪华大哥学术出身好，工作勤恳，本有腾达的机会，可他为人清高，不知什么由头，很快就不干了，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工作到退休。宪华大哥和宋姐都是老实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也都很本份而努力。大女儿留学法国，承祖业从医，听说老二的工作也很不错，多年没见，不知都长成什么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