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自《诗经》时代，河南一带的诗歌创作就已在中国（当时称“天下”）占了极重要的位置，《诗经》的“十五国风”中，差不多有一半的诗歌出于现在的河南境内。这些诗歌不但在当时流传很广、享有盛誉，而且衣被后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清代著名学者魏源，对《诗经》中的河南诗歌赞叹不已，并对当时的河南文化发达的原因作过如下分析，他说：

“（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春秋之郑卫，亦犹后世之吴越，人物美秀而文，文采风流照映诸国。”

作为一个先进的思想家，魏源对于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见解是深刻的，对于地理因素在当时河南商业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也颇有道理。不过，我觉得，他的解释，似乎过于看重客观条件，而对河南“人”的因素注意不够。

从传说时代开始，我们的先民就居住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是商族人，商人在河南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的统治根基，大大发展了当时的河南文化。他们不但富于文采，而且长于交通。所以易鼎之后，可专以买卖为生，从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商人”后来竟成为买卖人的代名词，可见其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商人的历史证明，无论发展经济或文化，人的素质起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所说，并非出于“我们先前阔多了”的阿Q式的心理，因为我并没有忘记明清以后中原文化的衰落。年轻时初读《史记·货殖列传》，看到太史公把河南人说成是多金善贾的行家里手，颇觉新鲜。然而我现在感慨的却是风气之转变，竟如此之甚。那些富丽堂皇的山西会馆记载着“西商”占领河南商业阵地的史迹，而遍布河南城镇的江浙打工仔和推销商，更时时警惕我们当和改革大潮与时俱进。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某一社区文化的发展，与该地区自然条件密不可分，而人则是更为活跃的积极因素。当前，改革与发展正标志着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机会。我相信，出于优良传统和落后现实的反弹，这一机会一定会很快变成美好的经济文化前景。给我们带来我愧于古人和后代的巨大成功。

【附言】这篇短文原载于 1990年10月1日《河南文化报》第七版。《河南文化报》是由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一份报纸，具体负责人是我的本科同学钱大梁。大梁兄的父亲是开封师范学院的副院长钱天启先生。江南钱氏是旺族，出了许多名人。钱天启先生只是其中之一。钱先生学问好，人品正直，与我的硕士导师华锺彦先生交好。他文革中惨遭迫害，细节现在不宜细说。大梁兄是所谓世家子，风度翩翩，有才，又肯干。......有此挫折，让他伤了很大的元气。我给这份报纸共写过两篇小文，另一篇名为《甲骨文发现的传闻与史实》，前年充实提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来编《诗经》研究的论文集，扒拉出几篇旧文，找出这篇来读，发现只是报章体的通俗文字，没有深入到学术层面，不适合编到学术文集中，但据说当时很有好评。因为稍后，有叙述河南商业竞争的电视片《商战》出来火了一把。人们误以为我有先见之明。

     文中引魏源的话，出自他的《诗古微》。殷商人之善于商贾，见于《尚书·酒诰》。这一事实曾启发我撰写过《论<王风·大车>》这篇文章。以此看来，我的这篇短文的背后是有学术积累的。现在看来文章不很漂亮，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篇小文的发表时间，也是值得回忆的，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