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秋影案件与聂师傅的人生遭遇

    小时候，我家的附近有一个电影院，名叫建设电影院。电影院门前的宣传栏里，常年张贴有连环画形式的各种电影宣传材料，图文并茂，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我常在放学后去看。其中，一个反特电影《徐秋影案件》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曾看过《徐秋影案件》的连环画（当时有一种电影连环画小人书），但始终没看过这部电影，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一直记在心里不忘。

    《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刊载的《徐秋影案件真相》一文，让我大吃一惊。这部我心仪已久的电影的故事原型——哈尔滨邵玉魁乙号案件，竟是一个新政权建立后的罕见冤案。悲剧女主人公邵玉魁的弟弟和妹夫被判死刑，遭到枪决，她本人在1954年37岁被捕，坐了二十多年牢，1981年才被释放。出狱后，在牢中生下的孩子和母亲不能相认。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在司法实践中都会有错误发生，但“徐秋影案件”的原型“哈尔滨邵玉魁乙号案件”造成的悲剧原来却是可以避免的。这个错案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徐秋影案件真相》说，被捕后，邵玉魁反复申诉，“从五个方面否认自己的‘罪行’”，“1956年6月，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将此案退回。”市法院组成的联合复查组经过10个月的调查，用可靠材料证明此案是一个错案。“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复查此案的人都成了‘为特务翻案’，有的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撤职。”错判被执行，人头落地，不能复生。

    实事求是的司法人员被打成右派，造成错案不能纠正，在反右运动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对于大的历史来说，本不足道，但它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引起我对老邻居聂兴时师傅命运的回忆者，正在于此。 

    聂师傅是我们家的老邻居，他长得瘦瘦高高，非常精干。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我们家住在郑州柴油机厂家属区老四楼三门一层。那是一座桶子楼，楼道两头各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工具间。工具间有时安排住家，后来，统一用为厨房。我们家和聂师傅家共用东头的那个小工具间作为厨房，关系自然是很紧密的。俗话说，平常的日子比树叶还稠。关系紧密，往往容易在相互之间造成摩擦，可是共处的十多年里，我们两家没有发生过任何能够进入大脑记忆空间的矛盾，在和我们家的关系方面，聂师傅本人更没有任何一点可非议之处，我对这位高邻十分敬重。尤其可感的是，当时我家五口大人，只有一间十三四平米的住房，只好在厨房堆放蜂窝煤的地方的上方支一张木床，让我晚上睡在那里。这样，实际上我们家占用了共用厨房的一多半空间。   

    聂师傅是我们河南省人，抗日战争时，他刚刚十二三岁，为了躲避敌寇，也为了追求少年的理想，离开家乡，流浪到大后方的重庆，进入兵工厂办的技工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兵工厂当工人，技术是很高明的。解放后他调回家乡，在郑州柴油机厂的前身——郑州机械厂工作，职务是质量检验工。质量检验要求有很高的技术水准，还要有很强的责任心。这两点，聂师傅都不缺。但恰恰因为这些，造成了他的巨大的人生悲剧。

     在我的印象中，聂师傅并非口呐，但他平时说话不多。有时喝点小酒，也不呼朋引类，只是独酌。一天，微醺之时，聂师傅对我讲述了其平生一件最为难过的事——他在1958年被送到黄泛区农场劳教的经过。 

    按照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聂师傅出身农家，本人自小当工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本来是无疑问的依靠对象，依前述理论，不能对他实行专政。但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还有另外一种施政手段，即不合当局之意的工人或贫下中农（政治教科书中说，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可以通过打成“坏分子”来转为阶级敌人，然后对其实行专政。聂师傅就是这一政治运作手段的受害者。

    聂师傅说，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郑州机械厂生产的“锅驮机”（一种蒸气动力机械）供不应求。厂里只重视产量，质量大大下降。聂师傅头脑死板，还按照生产条例规定的质量标准来检测产品，不肯放次品出厂，影响了出厂产品的数量，这就是他被打成坏分子的缘由。

    聂师傅说，他被送到位于黄泛区的五一农场劳教。“劳教”是“劳动教养”的简称，是一种中国式的司法手段，以“教养”的名义限制人们的自由，只是归入行政处理的范畴，不算是刑事处分。所以，“劳教”可不经由法院判决，往往由所在单位写一张纸条，就可送公安机关执行，被送劳教的人连在法庭申辩的机会也没有。许多司法理论界的人士呼吁取消这种完全不合乎现代法理的制度，可直到现在还着保留着，成为人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五一农场里，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条件，致使许多人没能够熬到活着回家。聂师傅的一句话我终生难忘：“每天早上都有人被抬出去 ”。

    聂师傅是一个善良的人，可除了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外，他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太完满。他的太太是从四川带回来的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女，后来在集体所有制的煤球厂当工人，见识不广。夫妇两人没有孩子，聂师傅竭力资助生活在农村的家人，可他的母亲似乎对他并不怎么亲近，大概是自幼离家，感情有点淡薄吧。写这篇博文时，我向母亲询问聂师傅的有关情况，母亲说，聂师傅晚年过继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在他去世后，这个继女曾对聂太太有所照顾。我想，这算是老天对这位不幸的善良人的一点点示好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