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先民过着采集、渔猎生活，在伏羲名下记载主要最显著的功业是“始作八卦”、“正姓氏，制嫁娶”、“结网罟以渔”、“养六畜，以充庖厨”。表明在人类在生活合于自然之道的同时，饮食正由渔猎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靠天吃饭形式，转向创造性补充饮食来源和保护饮食资源驯养野兽的思想，表达着农耕文明起源的过程。神农是农耕文化的代表，“神”在“农耕”贡献上，被称为“神农氏”和“五谷爷”，神农功德的实质在于发挥了土地的魅力，亦称“地皇”。其一，农耕文化以农作物补充渔猎之不足而开始种植栽培，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渔猎向农耕社会转化，同时也奠定中华饮食“素食文化”基础和带来男耕女织（阳主外，阴主内）的生活方式开始；其二，农耕文化带来剩余的劳动果实才会有“日中而市”进行交换，说明神农时代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社会原始的商品交易；其三，向农耕生产过渡促使神农尝百草寻找民族生存的饮食资源，同时发现药材，身体力行教人治病，成为华夏中草药的第一位发现者和利用者。农耕思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成就了中医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以养育避害为主的思维；“药食同源”成为几千年秉承中国农业文化基础的中医药的民族医药特征。

《新语·道基》用“至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描述了神农时代人口增加、野兽减少的饮食压力，促使寻找以植物补充饮食资源的缘由。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的描述，表达了神农寻找以植物补充饮食资源的过程。《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时代尝百草，是一个特有历史壮举，在文献记载或在大量民间传说中，神农带领臣民为“求可食之物”向深山崇岭进发，遇野兽挥鞭驱赶，遇高山“架木为梯，以助攀援”，遇风雨“架木为屋，以避风雨”，遇蛇毒发现“延龄草解蛇毒”，一日而遇七十毒，发明“茶解毒”，遇垂危发现“灵芝草起死回生”，披荆斩棘，登上高峰，找到药与食，做下千古记载。最后“架木为坛，跨鹤升天”，留香人间。今天传说中的大山，被称为“神农架”，神农乘鹤离去之地被称为“留香寨”。在历史记载和传说中，可以看见古史关于神农记载的“圣德”与人间“留香”。留香寨之所以留香，是因为神农尝百草的壮举找到了“可食之物”，并口口相授、加以记载，为后世《神农本草经》成书奠定实践基础。同时许多发明创造惠泽千年万代，留香“架木为梯”（脚手架）为后世建筑业所用；留香在野兽身上条纹，是为保持物种共存，对待野兽并非杀没而是驱赶。标志着人与野兽共同拥有大自然；留香延龄草、灵芝草、茶是大自然为解除药食之毒，展示出大自然固有的生克制化机制……

其一，“求可食之物”在人类早期伏羲时代就早已存在，当时野兽众，人民少。饮食资源矛盾并非显著，可食之物仅是狩猎野兽、捕鱼、采摘果实就能够满足人民生存。伏羲教民驯养动物（驯六畜）为的是保存食物来源，结网捕鱼改善劳动条件，脱离旧石器时期笨重劳动条件，成为当时的最直接需求；及至神农时代，动物性饮食资源匮乏。首先映入眼帘，纳入可食之物就是百草之实（植物果实）。如同大自然草根树皮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贡献，也是基于这是当时能够直观寻找到的可食之物。人众之地，果实自然少，进军人烟稀少的深山是其必然。“可食”成为当时最强烈的标准和愿望，按此纳入标准记载与流传下来的中华人类赖以生存的“药”与“食”，都是千百万年来对可食物品种进行品尝实践结果的总结。先圣在《素问·六节藏象论》对来之不易的品尝结果发自内心的感叹：“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神，即生命能力。五气、五味成为上天颐养生命的物质，奠定了中华民族“取其自然”的饮食和药食文化基础。中华先圣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坚持的“取材天然”与“可食无害”两个标准，奠定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基础。

其二，“求可食之物”，首先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毒无毒。大自然生长万物，并不是开初就知晓可食与不可食、有毒与无毒。寻找以植物补充饮食资源的方法只能是“皆口尝而身试之”的实践活动。品尝天然药食的风险，必然是遇毒。而解决遇毒思维，直接影响处理毒邪的态度。神农经历延龄草（“头顶一颗珠”）解蛇毒、灵芝草能起死回生、“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延龄草、灵芝、茶都是解毒食材，茶，与神农尝百草，“查”毒谐音相关联，唐·陆羽《茶经》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文化中至今都是解毒去害的佳品，唐代著名医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道：“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大量物证和文史资料显示，在世界上饮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发源，茶叶的品种、制作加工、茶具、茶礼、茶道等，都成为中华民族对中国与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

不可否认，神农时代解毒之理在于万物之间固然存在相生相克机理，所谓“一物降一物”的生克制化原理萌生；不可忽略，神农对待“毒”的最大智慧，除了解毒就是“令民知所避就”。“令民知所避就”与遇野兽挥鞭驱赶相同，孕育着万物同一时空，和谐共存是延续物种生命保障的思维。继神农后的黄帝以保护森林来维护动物生存环境都是古代智者延续关系人类生存食物链的作为。漫长品尝过程中有遇毒的危险，客观存在着有可食之物，也有毒害之品。中国先民采取“可食则驯化保留，有毒则躲而避之”的策略。遇险和遇毒的事态处理态度，完全不同于西方将自然与人对立的态度。对自然中的“害”采取消灭、杀毒杀菌的思维。而是采取了客观面对的包容态度，避就或生克制化，体现出平衡原则与稳态调节思维。《吕氏春秋》指出的“万物莫不为利，万物莫不为害”，孕育出“趋利避害”以求生存的思维，中医药学避实就虚、扶正祛邪的思想已经萌生。《黄帝内经》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可称为最早的药物治疗与食疗原则。

其三，“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漫长品尝过程中，有苦有甜，五味杂陈，中华先民在品尝饮食过程中发现了药食的不同的气与味，不品尝“百草之滋味”就不知药食酸苦甘辛咸的味道，也不知气味的厚薄，更不知气味的作用。对百草之滋味先别有毒无毒，再分辨百草气与味及其作用。以伏羲阴阳为纲思维统领药食性与味，奠定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以药食论药性四气五味，以偏纠偏的中药文化打下基础。神农身体力行亲验本草药性，是植物变中药的重要起源。宋代郑樵的《通志》记载：神农尝百药之时，“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其所得三百六十物……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现存第一部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神农尝百草口传相授的代代记载也好，还是后人托名神农而作也罢。千百万年来对其“皆口尝而身试之”的方法，在“可食”原则范围内记载承传下来的药物，经过几千年的实验总结，铸就了当然的用药安全系数。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商汤之时的，既是中国第一个帝王之师，又是贵族厨师的伊尹，身处厨房将植物放入水中同煮发明“汤剂”，使生药熟用与药食同煮成为中医药学科至今现存的技能。《史记·殷本记》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记载，《资治通鉴》明确指出：“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元代医家王好古曾说：“殷伊尹用《本草》为汤液，汉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此医家之正学，虽后世之明哲有作，皆不越此。”清代陈修园也指出：“明药性者，始自神农，而伊尹配合而为汤液。”《黄帝内经》记载半夏秫米汤治胃气不和，夜不得卧。从医药学角度固化了汤剂使用的形式和药食同源的理论，奠定了中药复方和药膳文化基础。“药膳”一词最早记载于《后汉书·列女传》的“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宋史·张管传》“蚤起奉药膳”，甲骨文与金文中就有“药”与“膳”二字的记载，几千年来，药膳是药食同源的主要发展形式。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当归生姜羊肉汤”、“甘麦大枣汤”、“薯蓣丸”“桂枝汤”“石膏汤”等处方，都是药食同源的贡献，彰显出中华用药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使用于人体过程直接简便的学科特点。《纲鉴易知录》载：“民有疾，未知药石，炎帝始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口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神农不仅是尝百草发明药物，同时也是使用药物救人的实践者，中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所形成，为中华民族“药食同源”和医学发明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生活在北寒带地区大部分西方国家，在民族生存繁衍壮大的过程中不具备这个环节的地理条件，自然不会演绎出类似尝百草的文化）。至今，能够与食物同进的药物，必定有其安全保障。换言之，日常生活中能够放在粥中同食的药物最安全，也只有“药食同源”的中国式思维，才能使药与食同时作为人类养育生命的方式。

其四，人类迁徙总是以寻找利于生存的环境为目的，从“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记载可知，神农时代已经知道土地肥沃与贫瘠对农作物种植栽培的影响，或从“向阳花木早逢春”，或从“瘠土难长参天树”，或从“森林树枝指南生”，或从长江稻米、黄河麦田、江南果蔬等对自然环境观察中，发现凡生命只能在天地之间养育，以及气候、地理条件对物种生长的影响，悟出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文化，并有了直接的实践验证。

本文摘编自洪蕾主编《中医药文化学》。中医药文化学是研究中医药核心理念基本内涵与中医药核心价值观念的学科。本书博采大量历史文献、考古物证，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医药核心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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