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请著明出处：

JosephEsposito 著，贺钰滢 译 王钰 校译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6/02/24/THE-ILLICIT-LOVE-AFFAIR-BETWEEN-OPEN-ACCESS-AND-TRADITIONAL-PUBLISHING/

除了诺拉餐厅的咖喱之外，今年专业学术出版部门（Professional and SciencePublishing，PSP）的年会上还有另一个亮点，那就是由学术厨房（The Scholarly Kitchen）编辑大卫•克罗蒂（David Crotty）主持的专家座谈会。

以下为会议简介：

本会议将集中讨论大量强加在研究者身上的要求和政策，以及其中与学术出版相关的条目，还有它们将对出版商造成何种影响。

读者们可能不太清楚，当David不用向学术厨房的作者苦苦催稿时，他白天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上班，在那里他得花上越来越多的时间来满足各种强制性开放存取（Open Access Mandates ）政策的要求。和料想的一样，OA这场免费午餐的代价是个天文数字。只要那些要求免费享用的人用不着自己上菜，免费运动就会统治一切，而且成本仍将攀升。这就是OA的承诺：更高的成本，更多的产业联合，而在那些提倡者中央，不乏夹杂着为一己私利奔走呼喊之人，令人担忧。由于组织寻求通过规模化来降低行政成本，合并（Consolidation）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OA是一场恢弘的盛宴，但谁也不想看到花钱如流水的账单。

此次专家小组由政界代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艾米•弗里德伦德，Amy Friedlander）、图书馆界代表（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馆长朱迪思•罗素，Judith Russell）以及出版界人士（爱思唯尔的艾莉西亚•怀斯，Alicia Wise）组成。直到参加此次座谈，我才发现连图书馆也因为落实OA政策，而产生了相应的行政成本。我甚是同情Friedlander，她的艰巨任务是告诉满房间的出版商们，增加自己的行政成本合乎公共利益。公平地说，她的展示可谓相当精彩，问题并非出在“官僚主义”上，那里有着勤勉、聪明的工作人员，而是出在他们要求强制执行的古怪要求上。事实上，我们忍受众多规范性文件的原因之一是当局者的确做了很好的管理工作，以至于我们觉得妨害不大。你可以在这儿看看一些政府做的服从指南（http://dwz.cn/3e93rO）。它们都做的非常好。

此处有Friedlander的幻灯片——由于是政府工作文件，所以不受版权保护（来自Slideshare，http://dwz.cn/3e99te）。

对于出版商来说，看看爱思唯尔正在和什么做斗争，现实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很难说爱思唯尔能够代表出版界的普遍状况，但Wise展示的有关OA实施情况的调查让人不禁思索，那些更小的组织如何能妄想处理所有的这些事情。这里是Wise的幻灯片（来自Slideshare，http://dwz.cn/3e9HNM）。

当你精读Wise的材料时你会发现，遵从强制性OA政策并不是单独的一件事，而是和众多强制命令、规矩杂糅的复合体。假想一下，一篇由三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他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单位，身处三个不同的国家，而这项研究由三个不同机构所资助。这些单位可能有不同的强制政策，资助机构可能有不同的强制政策，而地方也可能有相应的要求，甚至连作者之间也会对作品如何向公众开放各有想法，典型场景是作者们偏爱不同的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CC）许可方式，最后只好干脆不用CC授权。这些规范问题完全和当今科研出版全球化、协作化的特性不同步。总得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很自然地，人们想到了出版商。他们能胜任这份工作，尽管要付出高昂成本，要知道，开发和实施行业系统远远超出了出版商的业务范围。

我无意挑战资助机构为所资助研究选择出版方式的权利；毕竟，谁出钱谁做主。怎么做决定其实和权利无关，和智慧有关。而我还要说，这和伪善也有关系。说不明智是因为管理者还没有想透彻就开始推行政策；说伪善是因为出版商一方面被人嘲笑是寄生虫，另一方面，又被视作这个系统中必要的一份子。

对于那些真心想破坏出版的人，方法在这里：忘掉强制性的OA政策。让资助机构（政府、慈善家、大学）要求每项研究都提供全面的报告。给报告创造一个严格模板，要包括小心翼翼建设的元数据。然后将这份报告发布在网络上，不花费读者、作者一分钱。那些无法出版报告的作者将不能再获得进一步的资助。注意，你能将材料以在线方式免费发放在许多地方；机构仓储没有必要（成本进一步降低），报告的元数据能保证它被搜索引擎所抓取，没必要再建一个中心仓储。长期保存则不同，这一步就需要公司政策与投资的扶持。

以上设想中有什么东西消失不见啦？答曰：出版商所做的大部分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对同行评审的管理。想想就有趣，如果作者把全文内容都免费挂上网了，人们是否还会愿意付费购买呢？预印本服务可以算是上述设想的一个小范围测试（例如arXiv），一些人会争辩说这种情况下出版商仍然存在，预印本服务意味着OA并没有对出版商的商业利益造成挑战。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而且没有人——没有出版商、资助人——有兴趣全面实施上述设想。在我看来，预印本服务早已对出版商的实践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它给定价带来了下行压力，刺激一些出版商向新模式大步前进（例如SCOAP3）。总体上看，预印本服务和开放存取也促成了大批量打包的期刊销售模式，使得机构更难以放弃订阅、转向单本采购。打包销售的模式将小出版商排挤出市场，最终结果是小出版商不得不和大型出版商之间签署服务协议。预印本服务并非是推动上述发展的唯一原因，但的确是贡献因素。

这就能解释我们为何先迎来了强制政策，因为OA与传统出版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OA要求出版商们继续提供原有的服务，只不过代价更高了。

由于我自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这些规章命令，所以不管哪一条我都支持。它们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这才是我看中的。每一个新的强制政策都带来了更复杂的局面，要求组织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出手吧！SPARC（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Coalition），我不介意！当出版商们被不安情绪包围时，你要找谁（Who you gonna call，电影《捉鬼敢死队》经典台词，译者注）？

注：若Slideshare无法打开，可尝试访问“学术厨房”原文地址查看幻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