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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leen Flaherty              译者：何倩             校译：李静涵

来源：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2/06/13/peer-review-crisis-creates-problems-journals-and-scholars

依靠无偿志愿者的同行评审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压力。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情况变得更糟。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向审稿人付费或限制“修改并重新提交”（revise-and-resubmits，R&R）。这些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权宜之计吗？

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心理学教授和Stephen H. Crocker教育学教授Gale Sinatra正准备卸任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副主编一职：目前已经提出申请。官方说法是，这是因为她将晋升为负责研究的副院长，不再有那么多时间投入到编辑工作中。但新工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像许多其他期刊的编辑一样，Sinatra正面临着审稿人严重短缺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她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比以往更糟糕

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学术出版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微妙的系统，它以专家志愿者提供全面、无偿的文章分析为形式，以善意为基础运作。但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这一系统走向崩溃，或已接近崩溃。多年来，随着学者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在许多方面受到疫情干扰，审稿工作越来越难以进行：各领域期刊编辑表示，他们接受文章评审请求的可能性明显降低了，如果学者们有回复的话，他们更有可能延迟甚至仓促返回评审意见（虽然程度较轻，但仍然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期刊的整体投稿数量并没有减少到许多人预期的程度，实际上，它们反而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在那些研究人员正在以某种方式研究疫情的领域。

“我这段时间过得不错。我编辑了三本期刊，而且我很享受这三次经历。但我已经到达了峰值，因为编辑工作变得太困难了，” Sinatra说，她努力寻找审稿人，追讨迟交的评审意见，最糟糕的是，向那些想知道他们被搁置的文章是否以及何时会发表的学者道歉。这些人通常是正在找工作、争取终身职位或面临其他高风险决定的学者，而这些都取决于他们的文章发表记录。（更不用说有价值的研究未能及时发表这一基本问题）

Sinatra说，非常粗略地估计，一篇文章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可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接受同行评审——这是许多期刊努力争取的周转时间——现在则可能需要六个月。在某些情况下，Sinatra根本无法找到第三个审稿人，因而不得不提供更多的编辑意见来弥补只有两个审稿人的不足。

“我只是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模式必须改变，” Sinatra说。

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 of Wyoming，UW）社会学副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出版的开放获取期刊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的执行主编Ken Hanson说，过去一篇文章要经过三到四次尝试才能找到一个志愿审稿人，而现在大约需要八次。与此同时，该期刊的来稿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Hanson说，可用审稿人的真正减少不是始于疫情暴发，而是在疫情暴发的前一年就已经开始，这一观点与其它报告一致。一项关于生态学期刊的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前六个月，审稿人的参与度并没有下降，而且他们实际上更快地回复邀请，并同意更快返回他们的评审意见。

Hanson说，在2020年，“我认为人们对评审冠状病毒论文感到兴奋，有一种‘这很重要，这将帮助我们走出困境，更好地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感觉。所以不会出现审稿人拖延的情况。另外，我认为人们更多的是被封锁了。所以无论情况如何，那些没有孩子或疾病负担的人都会说，‘我可以评审一篇论文，因为我只能坐在家里。’”

然而，随着事情“越来越接近所谓的正常，”Hanson接着说到，“倦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2021-2022学年情况尤为糟糕。我想说，从3月份开始，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

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UWM）国家远程教育和技术进步研究中心（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s，DETA）的联席主任Tanya Joosten表示，她最近担任了一个项目的特别编辑，要求“美国该领域所有研究人员”审阅一篇有关数字学习的文章，但没有结果。

“每个人都说，‘不，我们很想在这类事情上提供帮助，但我们就是没有时间，’”Joosten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学习领域尤其充斥着大量有关疫情的投稿。Joosten说，她自己的一篇文章也被一家期刊搁置了：在她多次询问后，一位编辑告诉她，他们只找到了一位审稿人。她后来从该期刊撤回了这篇文章，并在别处发表，但这一经历使她的研究结果推迟了一年才发表。

“它正在延迟科学知识的全面传播，”她补充说。“似乎我们的知识创造，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既在减速同时又在加速。”

根据Joosten的经验，资历较浅的学者经常会积极参加同行评审，因为他们对处于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充满热情，她说，她个人也有参与评审的动力，因为她正在努力建立在数字学习领域的“权威”。但对于学术界的许多其他人来说，她问道：“参加评审的动机是什么？”

付费评审

一个可能的答案？为审稿人的工作支付报酬。

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MSU）环境微生物学副教授Roland Hatzenpichler说，自从他开始拒绝为营利性期刊免费审稿以来，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年时间。例如，最近在回应一家期刊的文章审阅请求时，Hatzenpichler对编辑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他说，由于该期刊由一家具有高利润率的大型营利性公司所有，“我的咨询费为每小时200美元。请让我知道这些条款是否可以接受，我再考虑是否可以接受邀请或推荐其他审稿人。请注意，我将为后者一次性收取50美元的费用，否则我实际上是在为你免费工作而你因此获得报酬。”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期刊接受Hatzenpichler的提议。他也不指望有任何期刊会这样做。然而，他不会停止这样要求。

Hatzenpichler说：“我不是说我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是说我不能为一个对社会毫无回报的公司提供服务。” 他表示他的实验室几乎只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仍然很乐意为学术团体等非营利性组织运营的出版物进行审稿。尽管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始向营利性期刊索要报酬，但他表示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时机与疫情无关，而是与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个人成熟度有关。

正如同行评审系统的问题并不新鲜，而且会变得更糟一样，为审稿人的工作支付报酬也是一个旧想法，只是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更多关注。

举个例子：科学家James Heathers在一篇2020年底被广泛阅读的文章中写道——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也许更有远见——只有在他离开不稳定的学术工作，在一家科技初创公司谋得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后，他才意识到为审稿人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支付报酬是有意义的。

在“我们大胆的、全新的而又极其脆弱的学术地狱中，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商业问题。财政现实，”他写道，并警告说，“这场瘟疫”将使许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负担得起”成为一名学者。

Heathers解释说，他在企业咨询上收费是每小时250美元，而他在学术咨询上收费低得多，甚至是免费，尽管“期刊集团比上帝更有钱”。考虑到咨询工作需要缴纳的税费，Heathers估计他的同行评审费大约是每小时50至150美元。他从头到尾审阅一篇文章需要花三到九个小时不等，所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把评审单价最低值和花费时间最高值放在一起，评审单价最高值和花费时间最低值放在一起，两种情况下每篇文章我们得到的都是450美元。”

Heathers的“450运动”（450 Movement）在去年的“从研究者到读者”（Researcher to Reader）学术交流会议上引发众议，他有一个也许是意想不到的盟友：大型营利性出版商之一泰勒-弗朗西斯集团（Taylor & Francis）的高级副总裁Brad Fenwick。

按照Science，“一些编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方法不能应用于审稿人呢？” Fenwick说。“大学为教师提供了作为有偿顾问或参与营利性企业的自由，以补充他们的收入。没有理由不重视他们对出版业的贡献。”

争议的另一方，非营利性开放获取文章出版商PLOS的首席执行官Alison Mudditt在活动中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不破坏同行评审的情况下向审稿人支付报酬。评审工作的长度、质量和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如何评估一个适当的费用？为什么选择450美元？有一些文章非常复杂，也许全球只有少数几个专家可以审阅它们。一个大型学会出版商告诉我，仅是350美元的费用就会将他们返给学会的盈余化为乌有——他们不再有钱投资学会的研究和研究人员。”

Mudditt还引用了一项2018年Publons（一个学者可以追踪他们的编辑贡献的网站）的调查。该调查发现，现金支付在使研究人员更有可能参加审稿的激励因素中排名第6，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该调查专门解决资助提案的评审问题，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出版物同行评审相似）。而通过审稿工作获得更多专业认可排在第1位。调查还发现，评审工作量分配不均，4%的审稿人承担着25%的评审工作。

另一项关于全球同行评审的Publons调查发现，85%的受访者认为机构应该更明确地要求和认可同行评审。这项调查还发现，文章提交量在2013-2017年间增长了6%，同期文章发表量增长了约3%。

南加州大学的Sinatra也不同意向审稿人付费的想法，她说她担心这会给审稿工作带来不正当激励，导致审稿质量下降。相反，Sinatra建议，在某一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应该被要求为该刊完成一次审稿工作，这是一对一的劳动交换。“如果你有文章正在接受同行评审，你应该被要求完成一次评审。我认为这很公平，这将有助于缓解论文积压。”

Sinatra说，为了增加审稿人的数量，她还在推特（Twitter）上鼓励期刊学者加入编辑评审委员会，并给他们专业领域的编辑写信说：“‘我可以评审’，因为有时问题在于不知道谁有空。”

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 's University，QU）语言人类学副教授Sara Shulist说她自己对同行评审请求的原则是“我通常会尽量接受”，但她不喜欢这个利用投稿来要求评审的想法。

“我不喜欢硬性规定，”一般来说，Shulist说，“而且我也认为这取决于投稿的人。我认为，终身教职、长期教职和临时教职人员之间有很大区别。临时教员可能想投稿，但不应该被要求做评审。我认为评审工作应该更多地分配给资深学者。”

Shulist说，由此产生的一个推论是评审工作是否有报酬——对只获得教学报酬的非终身职位的学者最为紧迫，而非终身职位者，因为他们的的研究和服务中本就包含评审工作。

“我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类服务涵盖在我终身教职的工作范畴内，而其他没有这种工作职责的人则完全是在免费做这件事。”

关于Fenwick参与这场“450美元”的争论，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当时表示，这是一项智力活动，而不是公司政策。它们没有计划扩大公司的付费实践，只为加速一小部分聚焦医药开发的期刊的审稿。

蒙大拿州立大学的Hatzenpichler说，他理解一些学者担心付费会导致草率或有偏见的评审。但他认为，在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前至少保持“不可知论”，这是很重要的。

其他解决方案——和一个更大的问题

弗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社会学系主任Ken Kolb表示他这个月收到了一些反对。他们针对的是他的推特言论“如果你被授予终身职位，你必须做一些同行评审工作，比如定期评审”，因为“资历较浅的学者的生活被搁置了，他们正等待着审稿人。”他直言不讳地说，帮助他系里的年轻学者规划求职或获得终身职位的途径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期刊找不到审稿人，导致用于他们求职的论文的时间轴总在变化。

“这就好像我们需要一个‘每月参与一次评审，持续12个月’的冰桶挑战（Ice Bucket Challenge，2014年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研究和护理而成功举办的筹款活动），只是为了清除积压的论文——无论它是什么论文，” Kolb说。“我知道这不是最受欢迎的事情，因为它是工作，是额外工作。我是拿薪水的，所以我想我做的一切都能以薪水的形式得到回报，但在为学科和我的机构服务方面，我被要求做的、超越职责范围的事情越来越多——所有这些都是教学和研究等核心任务之外的事情。但我只是同情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他们真的没有时间等待长期的改革。”

尽管如此，Kolb告诉Inside Higher Ed（一个发布高等教育领域相关资讯的网站，本文发布于该网站），他同时也愿意接受这个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他引用了社会学家Christine L. Williams的一篇题为《废除修改并重新提交》（Abolish the R&R）的新论文，他说，长期解决方案包括抑制——也可能是废除——“修改并重新提交”模式的扩张。

在R&R的过程中，期刊编辑对论文提供了大量反馈，但最后并不接受它们，Williams在文章中写道，“这个迷宫般漫长过程的目标是发表合乎科学的社会学论文，但它有很大的弊端。许多学者都能讲述关于数年修改一篇论文、结果多轮评审后仍旧被拒的恐怖故事。我们如何才能改善出版流程？”

Williams继续写道，第一步，“就是要废除R&R。在同行评审之后，编辑应该有两个选择：拒绝或有条件地接受。有条件地接受意味着编辑或副编辑承诺与作者合作，直到论文发表。绝不能再有第二轮的匿名评审，这只会鼓励审稿人挖空心思、挑刺、变得好斗等等。在某些情况下，编辑可能需要再次咨询某个特定的审稿人，以核实作者是否正确回答了审稿所指出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已经成为作者的谈判代表和辩护者，而不是冷漠的仲裁者。”

Kolb说，其他长期的担忧还包括“期刊数量的激增”，这导致更多的编辑需要寻找审稿人，而“能够参与评审的终身教职人员的数量在减少。”

最后一点是最棘手的，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学术人员都是非终身聘用的。这也是同行评审危机的根源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学术界中通过教学、研究和服务工作获得报酬且工作稳定的教授数量一直在减少，当突然变得更加紧缺并迫使他们承担比以往更多的职责时，学术系统中没有任何富余人员去承担未完成的工作。然而，这些未完成的工作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等着他们的文章被审阅的人来说。

正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信息科学和英语系副教授Ryan Cordell上周在推特上所说：“高等教育中的同行评审危机看起来问题不大，但它例证了被新冠肺炎疫情揭露出的更广泛的劳动结构的不稳定性——同行评审几乎完全依靠专业领域人员的公民精神，所以系统只有在没有*任何*破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他补充道：“很难看到出路，因为*每个人*都太过劳累和疲惫了——没有隐藏的、大量有活力的同行审稿人可以迅速进入并解决问题——这让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这意味着真正的答案是，就像2022年各个劳动部门一样：雇佣更多的人，给他们更公平的合同，减少剥削性工作。换句话说，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处于不同学术轨道和级别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因为其他一切都只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