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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elle Renstrom                    译者：李静涵                    校译：贺琳

来源：https://www.niemanlab.org/2022/06/how-science-helps-fuel-a-culture-of-misinformation/

2021年11月8日，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旗下期刊Circulation发表了一篇300字的研究论文摘要，警告说mRNA新冠疫苗会导致研究对象出现心脏炎症。

摘要通常是对论文全文的总结和补充，但这篇论文是自己发表的。Altmetric显示该摘要被23家新闻媒体转载，并被超过69000名Twitter用户分享。在该摘要的基础上，BrandNewTube（一个规避YouTube反虚假信息政策的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宣称新冠疫苗的接种是“谋杀”。16天后，美国心脏协会添加了一则“表示担忧”的消息，指出该摘要可能不可靠，并在12月21日发布了一项更正，修改了标题以表明该研究没有建立因果关系，同时没有对照组，也没有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这一事件突显了科学事业中心的一个缺陷——提出回避同行评审过程的夸大主张太容易了。任何出版物都不应该只是一个独立的摘要，特别是在新冠期间提出如此大胆主张的摘要。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即使是已经通过同行评审把关的科学论文也可能成为混乱和未经证实的主张的载体。

正如我们在过去两年中一再看到的那样，新冠肺炎不仅仅是一次流行性传染病，也是一次虚假信息的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称之为“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许多科学家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虚假信息泛滥归咎于社交媒体，从建议可以通过饮用消毒剂来治疗新冠肺炎到坚持认为口罩无助于防止传播。Facebook、Twitter、TikTok和其他平台确实助长了危险的错误信息的传播，然而，社交媒体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原因，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通常始于科学家本身。

研究机构往往会鼓励寻求终身职位的科学家关注出版物的数量而非质量，并将研究结果夸大到严格分析的范围之外。对科学期刊而言，被广泛阅读意味着收入的提高，因此，一些期刊可能会更倾向于选用那些使用夺人眼球的标题的文章。同时，许多科学文章比以往包含了更多的专业术语，这助长了误解、政治博弈以及公众对科学进程的信任度下降。解决科学误导问题需要从科学家和学术出版过程本身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变以提高准确性和可访问性。

科学期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1731年，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RSE）推出了第一本通过完全的同行评审的出版物《医学论文和观察》（Medical Essays and Observations），开创了如今可信度的黄金标准——专家评审。在传统模式中，科学家进行原创性研究，并撰写他们的发现和方法，包括数据、表格、图像和任何其他相关信息。他们将文章提交给期刊，期刊编辑将其发送给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评审。这些同行评审员评估这项研究的科学合理性，并就是否接受文章向期刊编辑提出建议。编辑也可能要求作者修改并重新提交，这个过程需要数周到数月的时间。

到2010年，大多数传统科学期刊也有了数字版。“开放获取”运动使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可以免费提供给公众。同时，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急剧增加，大多数学术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账号，以帮助宣传其研究人员的工作。

在这个新世界里，科学期刊和科学家就像主流出版物一样争夺点击量。下载、阅读和分享最多的文章会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或Altmetric的关注得分（Attention Score）。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阅读和分享那些简短、措辞积极或标题能唤起情感的文章。

该评级系统必然地影响了科学家的出版物和他们的职业生涯。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博士候选人和研究员Benjamin Freeling说：“许多科学家被要求要达到某些指标才能发展他们的事业、获得资助，甚至保住工作。”他是2019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上一项有关该主题研究的主要作者。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科学家在一个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科学问题上的研究不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出版物和引用，那么这个问题的研究空间就会减少。”重视曝光率多于科学过程的价值导向会鼓励马虎和不道德的做法，并验证了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提出的定律：“当一个举措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举措了。”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W）研究错误信息传播的数据科学家Jevin West说，负责新闻发布和其他媒体互动的高校公共关系办公室“也在夸大宣传的机器中发挥了作用”，高校希望他们的科学家能够获得有声望的拨款和资助，而要做到这一点，“研究必须是华丽的，具有突破性的”。公关办公室可能会通过在新闻稿中夸大研究结果的确定性或影响来增添亮点，而这些新闻稿通常是一字不差地发表在媒体上。

对有头条价值的出版物的需求导致了无法重复的研究激增。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COS）发表的一项可重复性调查项目的结果发现，在2010年至2021年期间发表的顶级癌症研究中，只有26%可以被复制，这往往是因为原始论文缺乏关于数据和方法的细节。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研究人员引用这些不可重复的研究比那些可以重复的研究更频繁，也许是因为它们往往更耸人听闻，因此能得到更多的点击。

大多数读者，包括记者，都无法辨别科学的质量。然而，Jevin West说，“出版界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原始论文上提供标语”，以表明他们“可能无法得出读者认为的结论”。试探性的或未经证实的主张可能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West提到了1980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由两位医生撰写的单段信，他认为这段话对当前的阿片类药物危机负有很大责任。作者断言，“在接受麻醉品治疗的病人中，成瘾的情况极少”，但他们没有提供支持性证据。

37年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才增加了一篇社论，警告说这封信被“大量且不加批判地引用”，但无论是警告还是撤稿，都无法消除错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这封信对麻醉品处方产生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读者仍然可以访问误导性研究，而且研究人员即使在撤稿后仍然继续引用它们，因为他们要么不知道撤稿的消息，要么不在乎。

预印本（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的兴起引发了关于传播科学研究的适当方式的进一步争论。一些人庆祝预印本的出现，认为它是一种征求预先反馈和更快传播研究成果的方式。其他人则认为，这么多未经评审的材料助长了错误信息的泛滥。

2020年发表的新冠肺炎相关研究中，预印本约占25%。在这些预印本中，29%在主流新闻文章中至少被引用过一次。以臭名昭著的伊维菌素为例，这是一种为治疗寄生虫感染而研发的药物。2021年4月，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SRN）服务器上出现了一篇吹捧其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的预印本，引发了包括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在内的政府对该药物的广泛兴趣和批准。随着人们开始服用伊维菌素来治疗或预防新冠肺炎，科学家们对预印本中使用的数据表示了担忧——该数据由医疗保健分析公司Surgisphere提供，该公司的不可靠数据此前曾导致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被撤稿。该论文从SSRN上被删除，此后不久Surgisphere关闭了其网站并消失了。

这篇现已被删除的预印本论文将伊维菌素直接卷入了政治博弈中。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种药物的炒作和闹剧掩盖了关于它是否能够真正治疗或预防新冠肺炎的关键不确定性（随后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诊断后立即服用，伊维菌素可以帮助预防重症化）。它还分散了人们对一个重要事实的注意力，即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取决于时间、剂量以及其他人不应该试图自行决定的健康和安全因素。

大约70%的预印本文献最终会通过同行评审并发表，但剩下的那些只能成为预印本的东西又该怎么办呢？许多记者不能区分未经评审的预印本和正式发表的论文，对于随意的网友来说，这两者看起来几乎一样。当未经证实的研究结果指导个人行为和政策时，即使是少数有问题的研究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际研究者小组发现，当初稿的结果被广泛分享时，即使后来对初稿进行了修正，也“很难忘却我们曾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鉴于当今过度饱和的新闻传播，消除错误信息尤其具有挑战性。在线新闻聚合器聚合了本地和全国的出版物，并通过通知和电子邮件向读者提供无尽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倾向于点击引人注目的标题和佐证他们原有信念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Jevin West说：“科学被嵌入到一个鼓励点击并促进确认偏见的信息生态系统中。”

而当人们试图探索头条新闻背后的研究时，他们遇到了障碍：科学文章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因为研究人员用比以往更多的专业术语来包装它们。一组瑞典研究人员在评估1881年至2015年间撰写的科学摘要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读性在不断下降。到2015年，超过20%的科学摘要需要有大学以上的阅读水平。一个大问题是首字母缩略语的大量使用：截至2019年，73%的科学摘要包含缩略语。科学家们自己有时会避免引用充斥着专业术语的论文，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自信地解析这些术语。我们都听说过“法律术语”，但“科学术语”也同样令人费解，并使读者感到陌生。

Benjamin Freeling说，解决科学驱动的错误信息问题将需要“对科学‘产业’的运作方式进行深刻的重组”。一个建议是期刊要帮助读者把预印本看作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不是最终结果。《毒理学通讯》（Toxicology Communications）的主编、重症监护医生Michael Mullins提到了一篇2020年发表的关于羟氯喹对新冠患者的影响的论文，该论文出现在预印本服务器medRxiv上，并于当天在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情况下发表在《国际抗菌药物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上。许多人（包括美国总统）认为该研究是完整的，这突显了科学家利用预印本规避同行评审的风险。

埃因霍温科技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e）的统计学家Daniel Lakens倡导的一项变革是实施“注册报告”系统，即在收集数据之前，不管数据最终表明什么，对一项研究的设计、方法和统计计划进行同行评审和接受。当最终数据和分析完成后，这些报告将被预先接受出版。注册报告将打击发表具有更大宣传力和更多点击潜力的论文的趋势，因为出版将不是围绕结果而是围绕过程。2020年，《皇家学会开放科学》（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启动了一个快速的注册报告系统，允许持续进行记录修订。许多其他期刊也纷纷效仿，试图在快速评审的流程和准确性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如果出版物依赖于过程，而不是结果或潜在的点击率，科学家就可以专注于并产出更好的科研成果。

至于学术界的公共关系机器，Jevin West认为科学家应该对高校新闻稿中的文字负责。积极参与公共宣传的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Carl Bergstrom建议，科学家们在发布新闻稿之前签字，通过他们自己的科学审查形式对这些新闻稿进行审核。

科学家并不对普通读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或期刊的收入模式负责，但他们应该认识到他们是如何造成错误信息的传播。为了解决专业术语问题，科学家们可以减少使用首字母缩略语，并使用“外行摘要”，也被称为“白话”摘要。一些出版物现在要求这样做，但他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要求提供技术术语和缩略语的词汇表、行话备忘录或必要的其他类型的解码器，以便理解一项研究，特别是对于开放获取的文章和预印本。Benjamin Freeling的建议更加直截了当：“尝试更好的写作。”

科学家还可以通过利用社交媒体与公众进行更有效的沟通。淡水生态学家Lauren Kuehne的工作包括致力于科学传播，她主张通过信息丰富的博客文章、Twitter时间线、TikTok视频和公开讲座来建立关系。但是，公开的交流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在对影响力的渴望与可信度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等组织提供了关于有效的公共科学传播的研讨会和交流工具包，但科学家们必须自己去获取这些信息。Lauren Kuehne说，好消息是“10年前，争论的焦点是科学家是否应该花时间与公众接触”，而现在的问题不是“它是否重要，而是如何做”。

直接的公众参与是帮助人们了解即使是最经典的科学事实也曾经受到争论的最佳方式。让科学过程更加透明会暴露出缺陷，甚至可能引起争议，但最终也会让科学家加强纠错机制，并建立起公众信任。

正如Carl Bergstrom所说，尽管存在以上提到的问题，但科学仍能发挥作用，这是“令人称奇”的。但是，科学越过系统缺陷的能力不应该是惊人的——它应该是标准的。让我们把惊奇留给那些因为科学事业而出现的发现吧，而不是让其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