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从上到下都已习惯简单粗暴地仅用SCI和承担国家项目的情况来考核科技人员，科研活动的两个意义——探索自然和促进社会进步却被忽视。现行对科研的主流评价体系中并不考核研究工作是不是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贡献，科研活动逐渐远离它本身的意义，成为为科研而科研的活动。

 在一个什么技术都得靠市场来换、什么技术都靠进口的国家，把点滴技术新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进步是心中不灭的星星之火。但是技术的研发、完善、成熟和转化远比攒一篇SCI文章难得多，所需要付出的知识和汗水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尤其是在现阶段。

 首先是科研人员对技术本身的认识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回来的科研人员，大多数人的科研生涯是从学习写论文开始的，仿佛做科研就是为了写文章，这既是政策的要求，也是二十多年连续实施“文章至上”科研评价体系的结果。当一个人在一个具有应用背景的学科领域耕耘很久或者对某项技术很有心得之后，为了让其中的实用技术成为真正有用的东西，抑或是为了解决科研经费问题，甚至只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收入，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技术的使用上来。在某种学术思想指导下，实现了某些关键指标突破，尤其是发表了SCI文章之后，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会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该项工作(包括技术的研发、改进以及技术推广和转移)。这样的技术在产业化领域必然是极具风险的，几乎可以肯定在转移转化过程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原因是把发表论文的思维方式照搬到了应用技术的研发上。为写论文“配套”的研究，窍门是扬长避短；而搞技术研发的核心是寻找短板。在技术研发中，长是必须的，那是过人之处；而短则是必须克服的不足之处，揭短、补短是技术成熟的充分条件。如果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后，没有思考或者对技术短板的解决方案准备不足，在推广和转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未曾预料的问题，在信心受挫、技术遇阻之后，唯利是图的资本自然就会离你而去，这样的研发路数不失败才怪。当然碰巧成功的例子肯定有，只是比较罕见罢了。

 其次是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在大学，也不在国立研究机构，而是在知名大企业。这些大企业不仅在生产管理和品质管理上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典范，在技术发展上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是提供新知识和新方法，以及培养掌握这些知识和方法的人才的场所，知名企业里的一流人才均依靠大学和研究所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只要大学教授或者研究人员发现了新原理和新方法，论文发表后，企业的研发人员就有能力利用该原理和方法形成他们自有的原创性技术，并逐渐将其育成为可实际操作的生产技术，并最终转化成产品或者商品的附加值。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几乎在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实力和积累，不能进行原创开发的工业领域非常少。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改革开放前，大多数行业都在计划经济的桎梏之下，多少年都不需要也没必要搞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我们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跨越谁呢？自己呗。当我们的大学还在教授传统基础课，学生们还在按照上世纪60、70年代编写的教材吭哧吭哧作习题的时候，校园之外的大工厂已经在全面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相关标准了，不要说是工厂的领导和工人，就连技术人员都不能详知或者搞懂人家技术和设备的奥妙。直到近年，大学培养学生的教程才有所改变。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与国外同步比肩的水平。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之下，加上海归们的力量，使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领域已经瞄准了国际先进水平，一些研究成果还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大多数急需这些技术的企业仍然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它们。只要不是非常完整成熟的生产工艺，一般都不敢接；而胆子大的，冒险接了一些新技术的厂家也是失败者居多，损失惨重。事实上对技术转移最感兴趣的往往只有民营企业。有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大国企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需要时宁可购买国外的技术也不选择买国内的技术，对国内的技术不放心是一方面，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是更圆的思维惯性也很难矫正。合资和外资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民营企业是数量上的大多数，却多是游击队或者地方武装，处于国家政策鼓励却无实质性支持的境地。他们由于生存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对技术进步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实力多数太弱小了，投资能力很有限，对风险的掌控不得不更为严格。对于新技术，他们一般不敢贸然染指，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因此，在国内，只有那些投资小、技术成本较低，从生产工艺、到技术服务都有研究人员愿意一路相帮的技术，才有企业敢接受、肯尝试。实际上这是对科研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阻滞了技术转移的步伐。
       我国企业的技术承接能力明显不足。比如某科研机构发明了一项技术，能使某个产品的性能或者成品率或者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在发达国家，只要把该技术的原理和实施要点介绍给企业，企业就会根据自己现有的软硬件情况，研究该发明在使用上的可行性和需要改动的工艺路线，从而作出是否采纳、是否购买的决策。即便面对一项崭新的技术，也有相应的风险投资机制，鼓励资金和人才介入其中，哪怕是先作为“独门绝技”储备起来。其实这就是硅谷的本质，那个地方标榜的不是原创，而是原创后的实施。而我们的企业则不能照此办理，因为在我们国家，技术不能抵押不能贷款，不能解决资金来源也就不能解决人才的问题。在企业不能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社会上没有人会做，教授们只会说不会(愿)做，几乎就是天设地造的绝人之路。即便是大型国企，他们也更多地是扮演技术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技术推进者。因为他们的人才也是从高校之类的地方来的，更擅长的是写好或不好的文章，而不是会钻研技术进而让其转移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政策和风气的转变，而关键是政策。当一个国家的科研评价体系仅仅是数一数SCI点数的时候，貌似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的承担国家项目情况其实已沦为SCI点数的附属品。如此下来，造成国家技术创新和转化能力低下是必然的。

    如果科研活动的两面中的一面被无限地推崇，而另外一面则被完全无视或贬低，甚至连做科研工作的人本身也因此陷入要么被褒奖要么被鄙视的两重天地时候，个体的呐喊或者埋怨都是没用的。尽早调整和完善科研评价体系，把科技工作者的贡献——无论是在探索自然上的贡献还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都等同看待，才是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唯一出路。

    本文经《高科技与产业化》杂志编辑修改，并已发表于2011年10月号，总第185期。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吴飞鹏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1814-510131.html

上一篇：博士是需要多样的
下一篇：猎奇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