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途中，手机振动了一下，是原单位一位老领导发来的，詹所去世了！心头一紧，情绪立刻消沉，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虽然几个月前已经知悉老所长詹文山先生得病住进了ICU，由于不能探望，不知病情如何，前几天问原单位同事，也不得要领。不成想盼来的不是他康复的消息，而是先生驾鹤西去。随着高铁列车的轰鸣，往事犹如电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和先生相识于1987年，那年，我从基层研究所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局有机高分子处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是副局长，负责数理天文相关科研管理工作。工作上没有交集，从来也没有机会跟领导说过一句话，因此，只是认识，并无更多的交流和交往。一年后，我回到基层研究所。

       再次与先生相识是13年后的2000年了，我从日本留学回来，发现所在的原单位已经从感光所改成了理化所，而他正是这个新研究所的所长。

       那时理化所刚刚组建，基础非常差，学科和研究方向正在逐步形成建立中。詹所长思考最多是如何让新理化所形成有特色并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明显贡献的弗朗霍夫式研究所，他的思路中，很重要的措施是培育5~6个有明显技术特色并与产业发展链接良好的课题组。为此，他明确提出，要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市场意识的管理队伍和研究骨干队伍。他带着所内主要管理人员去德国弗朗霍夫学会去考察学习，并将一批愿意从事技术研发的年轻研究员和管理人员送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本人有幸成为第一批接受再教育的研究人员。有一次和他的闲聊中，他问我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体会和心得，我如实地报告：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学习后最深切的体会是，做技术研发，技术应该源自基础研究，产品设计应该与现有产品有继承又有突破，技术的起点不能来自市场，而产品一定要符合市场的未来需要，产品制造技术应该超前3~5年。他点点头说，所里让你学习的钱没有白花。

       在2001年到2003年那段时间，我经常被叫去到他办公室坐坐，聊聊工作进展，也聊聊对其它课题组业务发展的看法，交流对一些新兴技术的展望，剖析一些时髦技术可能存在的工程学缺陷或者产业化中目前不可逾越的问题，每次聊天，他对各课题组的技术状况都娓娓道来，并能清晰地指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一名物理学教授，磁学专家，对化学的课题组技术问题和发展潜力都非常清晰，让我这个化学出身的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广博、敏锐和调研的细致。

       为了形成对研究所发展未来的共识，他在理化所首先倡导了务虚会制度。每年一次的务虚会，所里的年轻研究员和课题组长以及管理部门的各处室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的形式相对松散、自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随着会议次数的积累，效果开始显现，年轻人开始敢于突破权威，对理化所发展要以产业化和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为特色，尤其是为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产业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渐渐地就成了年青一代科研骨干的共识。研究员之间交流频繁，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理化所也渐渐地成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所。

       詹先生深深影响我的，不仅是坚守理念，还有他的谦虚谦和，以及对年轻人的尊重和那种无私的厚望和希冀。在他所长任期即将届满的那段时间，我所在的课题组从一穷二白中走了出来，我个人也把焦虑转变成希望。他觉察到了我从各种压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因此，他出去考察经常会把我带上。记得有一次，他去浙江考察磁性材料行业，带着我从宁波的龙头企业到东阳的中小企业，参观各种磁钢厂和磁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并在一路上给我讲解磁材料的特性，功用和市场的未来。旅途中的晚上，我们经常住在一个标准客房，两个人躺在床上，交流参观一天后的体会，聆听他作为国家磁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和973首席科学家的真实思考和观点，那段时间，是我对技术发展认识提高最快的，逐渐形成自己对技术的判断力。现在想起来，他是一生中唯一给我这种亲密指导的长者。写到这里，我不禁泪眼婆娑，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

       作为一个研究所的领导，他不仅考虑国家的事业，研究所的发展，也为改善研究所同事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殚精竭虑。在他任所长期间，理化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筹建新研究所大楼，让原来分散多处的各单元，在他离任后能够搬进宽敞明亮的现代化装备的新实验室和办公室；筹建了一批经济适用房，大面积地改善了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住房条件，政策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尽管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排在很后面，却幸福满满，毫无意见地参与排队，和很多同事一样，获得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现在想起来，充满感激，那时的我对单位和社会的感受是充满关爱，温暖和公平，生活和工作都充满幸福。

       噩耗传来，先生西去，充满悲伤和无奈，也对未能表达对先生病情的关切深感内疚，含泪敲下这几行字，以托哀思。

      初夏的和风请带去我对您的思念，一路走好，詹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