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

生态农业或为秸秆综合利用最佳出路

本刊记者 雷英杰

本文载《环境经济》2016年第7期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秸秆的可收集量接近9亿吨，利用量约7.2亿吨，综合利用率为80.11%，比2008年提高了11.41个百分点。即使如此，每年夏忙秋收，秸秆成了干部群众的头疼事，干部蹲点守田间，农民“伺机”一把火，一场场“游击战”不断上演。显然，堵不是好办法，那就要疏。本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

环境经济：最近网上随便一搜索，关于各地秸秆禁烧的报道比比皆是，秸秆不是新生事物，为何近几年成了问题？

蒋高明：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农村地区能源结构改变了。煤气、电等清洁能源都进入农村，过去秸秆是农民生活必需品，现在不需要了。虽然现在不少农村一家一户建了沼气池，但是建起来容易维修难，头一两年还能发挥作用，以后就废弃了，因为留守农村的大多数是年迈的老人，他们不具备维修的能力，应该变“一家一户建沼气池”为“建大型沼气池”，由专业公司维护。由于多地秸秆不再继续做薪柴和沼气能源，所以秸秆又少了一个出路。

二是种植粮食不挣钱，优质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守的老人没有能力处理秸秆。现在粮食价格一块多钱一斤，一亩地种两茬，丰年时高产田也就产两千多斤粮食，通常是在1600～2000斤之间，收入还不到两千块，再减去一半的成本，按每个家庭平均5亩地计算，一年收入不过四五千块，这能吸引农民种粮食吗？进城务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就成了副业，既然是副业，自然不会投入劳动力，所以经营方式比较粗放。这么一来，粮食都不好好种，还会“伺候”秸秆吗？所以一把火烧了，是最简便但也是最粗放的办法。

烧，肯定不行，因为污染环境，可是农民也是迫不得已。不烧，影响下茬作物耕种，要不就是人工播种，把坑挖深一点，但这要增加劳动力，一亩地要增加80～100块的成本，这笔钱谁出？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都会算账。

环境经济：新大气法第76、77条规定，地方要做好秸秆禁烧工作，鼓励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现在地方做得怎么样？

蒋高明：地方上，我觉得“堵”做得比较严，“疏”做得不到位。一到这个季节，乡镇领导拿个马扎坐在路边看着农民，各级领导开车巡逻，发现火点就冲过去堵，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效果并不理想。乡镇领导之所以这么重视，是因为和政绩挂钩，因此控制得比较严。

既然不让农民烧，就得找一条出路来。我认为，最好的出路是秸秆哪儿来回哪儿去，把秸秆当作饲料、肥料还田。秸秆是光合产物，还田后，可以净吸收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效果比较明显。过去是化学农业，现在以及将来要发展生态农业，前者是净排放，后者是净吸收，由净排放逆转为净固持，两者相加可以每年每公顷削减11.5吨二氧化碳当量，结果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下一步，我们要发展生态农业，而生态农业需要大量优质的秸秆，尤其是光合产物，哪怕是枯枝落叶，或者是烂菜叶子，这些都是宝贝。秸秆至少可以实现两个替代：作饲料，可以喂羊、喂牛，替代粮食；秸秆发酵可以替代化肥，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现在国内有很多人搞生态农业，可是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少有机肥，因为使用化肥，食物的口感不佳，消费者不买账。秸秆饲料化、肥料化是条很好消化秸秆的出路。国家可以扶持一批企业，做一些试点，比如一个村建设一个大型养殖场和秸秆处理厂，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做。

其中，过腹还田是秸秆还田的一种重要方式。把秸秆拿来喂羊、喂牛，通过牲畜再排泄出来，秸秆一部分变成了肉，一部分变成了能源（甲烷），一部分作为有机肥回到田里。现在土壤耕地污染严重，有机质含量严重下降，平均不到1%。秸秆可以有效补充土壤中匮乏的碳元素，而且土壤中一些微生物也需要碳盐，通过这种方式，如果可以把有机质含量提高到2%～5%，我们的粮食生产潜力就非常大了。

现在我们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不用化肥生产不出粮食，长此以往，耕地质量变得越来越差。还有很多人被带入误区，把秸秆做成例如木板等加工品，但秸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是辅料，而主料都是一些化工品，秸秆是被利用了，化工品也没少用，而且秸秆做的门即便再好，还是不如木头的。

环境经济：今年财政部通过整合和调整增加预算安排10亿元，会同农业部围绕加快构建环京津冀生态一体化屏障的重点区域，选择农作物秸秆焚烧问题较为突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10个省开展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试点。其中，中央财政试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这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

蒋高明：现在有这么几种补贴方式，一是秸秆发电，国家对电价补贴；二是秸秆就地粉碎，国家对机器补贴；三是秸秆用作饲料，国家对养牲畜的大型青贮池补贴。

这三种补贴方式中，秸秆发电补贴占比较高，但是我们算过一笔账，企业雇工人收秸秆，去掉运费和人工成本，是赔钱的，这还不算油钱。如果要农民自发运送秸秆到企业，难度更大。“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别说百里，现在农民十里都不干。

那么问题来了，谁都不愿意运送秸秆，发电厂发电靠什么？我们调研发现，大部分发电厂掺着煤发电，挣着国家的补贴，这种做法肯定不对，可是秸秆不够，只好烧煤，因为发电厂不能停。有些发电厂收不上来秸秆，就把秸秆当成模特堆在那，谁来参观，就告诉秸秆在那呢。发电厂造假是常有的事儿。

现在提到的“以奖代补”是正确的。过去是谁污染谁受益，谁破坏支持谁，就像草原退化似的，退化的草原反而有治理经费，做得好的反而不给钱，这不是变相鼓励破坏吗？

现在农业补贴也陷入了误区，国家对农药越补贴，农药价格越便宜，价格越便宜，用的就越多，试问谁还会用有机肥？既费事，还有臭味。粮食也一样，价格便宜，大家都不珍惜粮食，餐桌浪费够两亿人吃的，如果粮食价格十块一斤，谁还舍得浪费？咱们现在都是恶性竞争，光拼数量不拼质量，不计算环境成本，也不计算健康成本，否则医院哪来那么多病人？我建议，国家要减少甚至取消对化肥、农药的补贴，改为直接补贴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户或企业。

环境经济：您提到秸秆综合利用要结合生态农业，那么实践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蒋高明：主要是市场机制问题。说白了，就是想的挺好，谁去干？我们的粮食太便宜了，去年玉米保护价是一块零五分，今年连保护价都没有了，前段时间价格都低于八毛五了，最近有所回升，但是还没有回到一块的水平。这种现象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的水平，有人说还要继续搞下去，如果像美国那样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中国会饿死很多人。为什么这么说？美国有29亿亩耕地，我们虽然有18亿亩耕地，可是美国的人口只是我们的零头。

所以我们常说，粮食不能严格按照商品来对待，这是战略物质，和美国农业不一样，我们耕地比较紧张，种两茬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如果我们生产出来的粮食，还是一块一斤，是不会吸引农民返乡种地的。我建议国家应该把人和动物吃的粮食分开，优质优价。否则要都从美国那里购买粮食，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威胁。数据显示，国际市场上可购买的粮食大约2.3亿吨，中国已经购买了近一半。

我有个初步设想，像大规模产生秸秆的东三省，适合生产一些给动物吃的饲料粮食，在历史悠久农耕面积小的区域精耕细作给人生产粮食，而且给人生产的粮食比给动物生产的粮食要高于市价3～5倍，这个价位消费者是能接受的。所以，国家要补贴，就补那些真正做事的企业，补贴到生态农业。现在整个农业GDP是6万亿元，如果6万亿元中一半是生态农业，将来有10%的消费者消费，那么城市的购买力就释放出来了，既保护消费者自身的身体健康，又花钱帮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秸秆不烧了，且有了出路，化肥农药少了，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下一步，我们建议国家购买生态服务。比如说，秸秆不烧了，成为有机肥，这就是生态服务，谁做这件事，谁就应该受益，国家应该支持。这件事要全面开花肯定有难度，不妨拿一个县做示范，不要像过去搞几百个示范区，连一个村都做不好，一个省能做好吗？这样政策有了导向，钱也花到了点子上，不只农业部有好的生态项目，环境保护部、科技部、发改委都有。

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下，不要就秸秆说秸秆，秸秆不仅仅是环保问题，也是农业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更是国家战略（粮食安全）问题。我认为，秸秆是个很好的抓手，通过它可以发展生态农业，优质优价还可以释放城市购买力，这将是一项全民工程、惠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