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态系统和食物链已经很糟糕了，这已经让民众付出了生命与健康的代价。”中科院植物所蒋高明教授说，8月30日，国家图书馆主办了题为《粮食安全与生态系统健康》的讲座，作为演讲嘉宾，蒋高明对中国粮食安全现状不无担忧。

　　“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个人得癌症，每天死于癌症的患者大概有8550人。这都提醒我们必须要改变生产方式。”在陈述这些数据时，蒋高明教授显得颇为激愤。

　　近来，随着一系列食品问题的曝光，我国的粮食安全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质疑的焦点。很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化学名词，最开始甚至不是由政府查出来的，而是被消费者吃出来的。而在此之前，这些名词则很少为人知晓。“如果不是毒奶粉事件，我根本不知道三聚氰胺”，蒋高明认为，我国食品安全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在于农业的地位过低，此外，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生产模式。

　　从农民爷爷到农民兄弟

　　“现在农民地位越来越低，从前是‘士农工商’，现在农民的地位跟刚解放时都没法比。尤其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千万别回农村，回去丢人死了”，蒋高明说，“我就是农村考出去的。回去做实验，他们都说你怎么跑回来了——意思就是你失败了才回到农村。”

　　解决粮食的质量问题，最关键是农民的参与。但是，农村的现状非常令人担忧，根本无法吸引农二代和大学生。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目前的农业政策对于农民的照顾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我们国家要增加1000亿斤粮食，投入了一千亿，这些钱大都用于转基因的研究，甚至配方施肥都拿了好多钱，但就是没有分配到农民手里。”蒋教授强调。

　　制约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谷贱伤农，低廉的价格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现在粮食达到十块钱一斤，农村的小伙子就不会进城打工，但是现在做不到。

　　现在农村种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妇女，务农人员的平均年龄是57岁。这些留守者被称为“386099部队”，各种种子贩子、化肥贩子、地膜贩子主要就是蒙骗这些老人，因为老人的判断力是比较差的。

　　“他生活得最差，你还让他给你生产健康安全的食物，怎么可能呢?”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农民开始实行“粮食双轨制”——安全的自己留下，不安全的卖给别人，进入市场。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因为老人妇女根本没力气，更为严重的就是有可能导致耕地撂荒，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在整个农产品交易链中，稳赔不赚的是市场。由于使用除草剂的成本比人工成本低，所以大家都比赛用除草剂，而完全搞市场的结果只能是“优质无优价”。全世界60%的草甘膦除草剂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这种除草剂的环境危害性相当大。

　　“现在农民最辛苦，他们最需要经费。”蒋教授呼吁道。

　　“只有农民有了地位有了尊严，他才原意给你生产粮食，才会有效益。刚解放时是农民爷爷，后来是农民伯伯，现在是农民兄弟，连降三辈啊。”现场听讲座的观众也不禁发出感慨。

　　弘毅农场的生态农业

　　“我们的国家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一定要恢复我们的生态潜力。生态农业是蒋教授多年来一直奔走呼吁的生产方式，他指出，生产食物不仅要让18亿亩农田做贡献，也要让60亿亩的草原、20亿亩的森林、10亿亩湿地，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做贡献。

　　“青山绿水也是生产力”，蒋高明认为，这是花钱也买不到的，核心是健康。

　　为了实现生态农业的梦想，2006年，蒋高明在村里承包了25亩土地，建起了一个生态农场，取名弘毅生态农场。名字来自《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

　　一开始，生态农场所租的土地是农民们都不愿意种的薄地，涝洼地。经过四年的努力，运用生态环保的方法，弘毅农场完全不用化肥的小麦、玉米产量，比常规化肥农业模式不仅未下降，反而增产17%。

　　“我理想的生态农业模式，是告别化学化主导的对抗模式，这个模式人类尝试了半个多世纪，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蒋高明说。

　　为了安全有效的防治病虫害，蒋高明的科研团队发明了脉冲式捕虫灯。“用农药杀害虫并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害虫为了生存也会基因变异，其结果往往是越杀越多。而且杀虫剂的过量使用也污染了农田，使我们的食品缺乏安全保证。”

　　蒋高明的捕虫灯则利用了物理办法，利用昆虫的趋光性捕获害虫，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几年来的记录显示，害虫捕获量从一天9斤多下降到20多克， 每盏灯的年捕获量从33.8 公斤下降到 2.4 公斤。

　　与此同时，他们又并没有将害虫赶尽杀绝，而是适当保留阴暗的角落让虫子繁殖。不施农药，留下少许害虫，这样益虫就回来，有了益虫，益鸟也就自然回来了，这就形成了健康的生物链。“现在人们使用杀虫剂把蜜蜂也杀死了，为了授粉，人爬到树上去完成蜜蜂的工作。人工授粉无论如何是比不上蜜蜂的，蜜蜂授粉不仅速度快，而且更加均匀。”蒋高明说。

　　“怎么治草农民有办法，怎么治虫鸟有办法。自然力永远是神奇而伟大的，在它面前，一切人工力都太有限了。”蒋高明感叹道。(光明网记者 陈百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