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康奈尔大学尼丹携家人访华与秉志、胡先骕（后排左一）等人合影

江西人胡先骕（1894—1968）1925年获得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他学贯中西，文理兼通，在科学家的身份之外，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创者之一，把《长生殿》译成了英文，业余写古体诗写成了诗人……在他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风骨和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精神。

作为2024上海书展活动之一，“发现胡先骕：一位科学巨匠的多样人生——《胡先骕全集》图书分享会”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胡永红、新华社高级编辑张修智、文史研究者徐自豪和胡先骕的孙女、《胡先骕全集》主编胡晓江从不同视角讲述了他们所知晓的胡先骕，带领大家了解胡先骕的多重身份，探寻胡先骕1912年从上海启航去美国后开启的、比斜杠青年还多样的人生。

  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

据胡永红介绍，胡先骕先生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毛泽东语）和开创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今天，人们在上海的马路上或乡下道路旁经常可以看到的水杉，就是胡先骕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的。这一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在那之前，大家只知道有水杉化石，活的水杉没有人见过，因而以为它被冰川季给淹没了，胡先骕的发现在世界植物学、古生物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人生非常高光的时刻。他给水杉命名后还写了诗歌《水杉歌》，陈毅读后评价：“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具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

胡先骕人生的高光时期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间，他研究的高潮期基本也是这段时间。但他并非没有遭遇过低谷期。在1955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这本书里，胡先骕批判了当时苏联的生物学家李森科。李森科的地位比较高，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李森科否定了孟德尔等人的遗传学发现，阻碍了相关科学领域的进步。胡先骕根据自身研究经验，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但因为李森科当时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胡先骕从那时起就经常受批判。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68年，他患心脏病去世。

胡永红认为，从胡先骕的生平可以看到，不管是教育还是研究工作，他主要的业务一直是在植物学这个方向上。胡先骕1928年与秉志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今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静生生物调查所，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研究范围包括植物和动物学，并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他本人共出版中文论文48篇、英文论文79篇、著作12部、植物图谱7卷，经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已收录于《胡先骕全集》。他发布了新的化石植物88种，现在还活着的植物2科17属410种及种下单元（隶属于69科），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个属级新类群——秤锤树属。当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那么多的物种，而且得到特别高的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胡先骕还发现了一个植物科，比发现“种”和“属”的难度更大。鲁迅小说里的植物——掌叶覆盆子，也是胡先骕根据其地理分布给出学名的。他在1934年最早提出编撰的《中国植物志》经过5代、300多位专家的薪火相传，到2004年全部完成出版，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些都表明他的植物学功底非常深厚。”胡永红说。

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胡先骕还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真正将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置于全球植物学研究体系中，与世界上众多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使他主持机构的植物学研究完全与国际同步。他自己创办英文刊物，把中国的一些研究进展推到全球，和全球进行交流，他本人则与当时国际上的主流学者和知名科学家保持了密切联系，包括在中国收集了4000多种植物的英国植物猎人亨利·威尔逊、一位奥地利植物学家、帮助中国与国外机构交换种子标本的科学家、介绍水杉的发现并把水杉推广到全球产生影响力的国际友人、与他保持了30多年书信往来的爱尔兰比尔城堡里那位将中国的两种牡丹杂交获得牡丹后代的伯爵……

胡先骕一生创办了许多植物学研究机构，包括东南大学生物系，也就是今天南京大学的生科院；1922年底，他与秉志等在南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领导秉建立了植物标本馆、实验馆和图书馆；他还指导创办了当时的西部科学院（现重庆自然博物馆）生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了中国植物学会，在中国开展了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植物资源的工作。

1938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成立，胡先骕任所长。成立于抗战烽火中的农林植物所，集聚了胡先骕、严楚江、汪发缵、唐进、陈封怀、陈焕镛、匡可任、王启无、郑万钧、俞德浚、张伯英、蒋英、蔡希陶等著名植物学家，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包括森林树种、经济植物、药用植物的调查采集，烟草的引种栽培试验，云南松地理种源的生态习性观察和重要乔灌木植物的繁殖试验等多项研究，编辑出版年度研究汇报。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胡先骕首先向时任江西省省长熊式辉游说，同时与江西省农业院进行联系，于1934年达成了由静生生物研究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在庐山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即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性质属于民办官助，这是我国创建最早的成规模亚高山植物园。胡先骕还最早提出了“国家植物园”（当时叫“中央植物园”）的概念，已经认识到植物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植物不仅是给大家看看或玩玩的，更多的是要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在当时就提出了“如何使经济植物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植物园的一个核心职能。像“城市绿化不只是简单地种树，而是要长远的、整体性地考虑如何使植物在气候变化下生长得好”“如何维持绿化的长期性”“如何利用植物改善我们的环境和健康”这些理念,老先生在他的书里都已经提到过了。最近，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被列为国家植物园候选名单中的14个植物园之一。

培养了大量植物学人才

除此之外，胡先骕还培养了大量的植物学人才。由于发表新的种一定是基于模式植物，他专门派人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拍摄中国模式植物的照片，拍了2万多张照片送回国作为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基础资料。他送了两名学生到欧洲去收集、研究新的植物，这两位学生回来后发现了大量新种。他的学生中还有后来命名了中国产植物超过1000种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

胡永红描述他感觉中的胡先骕“不圆润，看起来总是很严肃，因为他是真科学家，他总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且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在他看来，胡先骕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是因为他能坚持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关联起来，这是成为一名真正“大家”的基础。

徐自豪从一名文史研究者的视角探讨了胡先骕的学术精神和价值追求。胡先骕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还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这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极富启发意义。徐自豪特别指出，面对伪科学的挑战和学术界的错误批判，胡先骕坚持科学真理，勇于发声，展现了科学家的担当和勇气。他对年轻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点滴细节，都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的传递和激励让后辈受益匪浅。胡先骕的科学家精神、人文情怀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张修智对胡先骕的人文精神和诗学成就进行了评介。他眼中的胡先骕是一位博学多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富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风貌。他的篇篇诗作纯粹而饱含真情实感，贯穿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关怀；同时，这些诗还记录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个人感受，具有诗史成分。

对真理真实，对自我真实

胡先骕一家三代学人，19卷《胡先骕全集》由他的孙女胡晓江为主编的团队举10年之力完成。胡晓江称赞祖父天才渊博，但最激励她的还是祖父贯穿一生的“对真理真实，对自我真实”“从来都觉得自己做得很棒，从来都一个人把大家的话都说了，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听”“主张在学科上要专精宏通，在人生上要‘全化'”的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和丰富的人格魅力，简而言之，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嘉宾们从多个侧面传达的胡先骕先生，也让现场听众深切感受到“世间曾有胡先骕，宛若水杉同葱茏”。胡先骕的一生正如他所钟爱的水杉，挺拔、葱郁，为后人留下了一片学术的绿荫，为科学的天空添加了一抹浓重的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