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郭立月

目前，一个严重的现象令人忧心，这就是越演越烈的耕地“白色污染”问题。北方耕地几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覆盖。从空中俯瞰，白茫茫一片；高速公路两旁，白色塑料膜一望无际，好像走入了一个“水汪汪”的世界。

1995~2020 年，中国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已由 91.5 万吨增加到 238.9 万吨，其中地膜使用量由 47.0 万吨增加到 135.7 万吨，地膜覆盖面积由 649.3 万公顷增加到 1 738.68 万公顷（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21）。使用农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①建造塑料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或水果；②直接铺到耕地上，生产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或作物。在山东、河北等农村，除了玉米、小麦等大宗作物，花生、土豆、西瓜、大蒜、茄子、辣椒、黄烟等作物几乎毫无例外地覆盖农膜。

土地覆盖农膜后，由于改善了土壤温度、湿度，生长季节可以延长，产量能够提高 20%～50%，个别作物的产量甚至可以翻倍。通过覆盖农膜增加产量是农学家的新技术发明，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态环境能够承受多少农膜污染？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 50 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到 40%。农用塑料膜在生产过程中需加 40%～60%的增塑剂，这种增塑剂多为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对植物具有很强的毒性，特别是对蔬菜影响更大。这些农膜在 15～20 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性很差的难耕作层，并且进入自然界中的塑料薄膜分解十分缓慢，其完全分解需要几十年甚至超过 200 年（闫实，2012）。

尽管一些勤快的农民会将农膜从地里挑出，但他们仅仅是将农膜从自家的田里扔到地头上。由于农膜质量较轻且沾满了土，回收利用的价值并不大，因此，很少有人愿意收这种废品。当农膜积累多了以后，农民大多是一把火点了，可燃烧后的农膜造成的污染更大。

那些自然界不能分解的有机化合物，被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2004 年正式生效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把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代苯、二恶英、呋喃及多氯联苯 12 种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 POPs，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它们在自然界中滞留时间很长（最长可在第七代人体中检测出），毒性极强，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焚烧农膜极易产生上述 12 种 POPs 中的至少 5种，即后 5 种。

几十年前，农业部（改组为农业农村部）和科学技术部希望科学家尽快制订降解农膜的方案，筛选特殊的微生物来分解农膜。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虽不断有人传言研制出可降解农膜，但是，因其价高质劣，农民根本不用。这里，主管人员和科学家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农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物品，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们？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让农民停止使用农膜，从源头控制“白色污染”呢？

大量使用农膜，虽然产量提高了，但是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了，即质量下降了。任何生命的生长都有其固定的规律，本来长得慢的非要让它长得快，其代价就是质量的下降和环境的污染，表现在作物和蔬菜上就是风味下降和耕地污染。在农村，大蒜基部比拇指粗，这在 30 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农膜、化肥和激素的“贡献”。但是，现在的大蒜辣味不足了。产量高，农民可多卖钱，至于好吃不好吃，没人操心。可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真正提高。农膜增产后的利润“大饼”被更多的人瓜分了，他们为农民留的部分是最少的，而风险却让农民来承担。农膜商、运输商、出口商、批发商、田间小贩、零售商，他们的眼睛早就盯上了农业增收带来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国家减免农业税或粮食直补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被涨价的农资抵消了）。农民承受了土地污染的苦果，但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的底层，即使提高了产量，但多出来的收入远没有外出打工合算。在沂蒙山区，非常新鲜的蒜薹前天是 0.5 元/斤，昨天是 0.4元/斤，今天就是 0.3 元/斤了。某年大蒜田间价是 1.2 元/斤，第二年却只有 0.7元/斤。

通过铺膜并增施大量的化肥来提高土地生产力，正如给土地吃“鸦片”，植物长快了，产量提高了，但是，土地就会对这些物质产生强烈的依赖，地越种越“瘦”。现在农民普遍反映“地不上大量化肥就不长庄稼”。那些残存在土壤中的农膜，再加上过量使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等，将逐渐在耕地中积累，长期下去，耕地将元气大伤。

中国人用地养地五千年，而使用农膜约 20 年，我国的地力已经下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继续种地不养地，100 年后，将无健康的耕地可种。而且，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中国人一边吃化学化的食物，一边呼吸含有二恶英的空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受害最大，我国农村癌症患者越来越年轻化，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危险的信号。

覆盖农膜带来的增产，相比其带来的危害可谓得不偿失，而且增产不一定非要覆盖农膜。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而使土壤变黑，即将秸秆通过牛羊等动物转化成肉、奶和肥料，肥料产生沼气提供能源后，再将沼渣和沼液还田，就能逐步培肥耕地。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团粒结构，依然能够改善土壤水、肥、气、热条件，达到覆盖农膜的效果，这个做法能使土地持续保持高生产力，而非短期保持。增加动物生产和能源生产后，耕地所创造的价值大大高于覆盖农膜带来的效益。增加有机肥就会减少化肥用量，取消农膜覆盖就会使生产成本下降，并从源头杜绝“白色污染”。总之，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增产的同时要增效，要保护耕地，减少环境污染。“杀鸡取卵”式的、用地不养地，甚至毁地、害地的做法，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用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如用降解膜代替传统地膜），可能产生更多、更隐蔽或更难治理的污染。这就需要调整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发展生态农业，从根本上治理耕地“白色污染”，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政府要走在前头。只有把重经济增长、轻耕地保护转向保护耕地与经济增长并重；把耕地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保护耕地和经济发展同步；把主要用行政方法保护耕地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保护耕地，才能解决耕地问题。只有适应新形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方法解决发展中耕地“白色污染”问题，耕地保护才能走上高效、持续、 健康的发展道路（邓向东 等，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