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笔者在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实验室里有一个叫石萍的北京女孩，非常活泼可爱，研究生们总爱找她聊天。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小时候的故事，石萍竟背起了儿时的一首儿歌来，因为印象深刻，我也记住了这首儿歌来，听起来很有意思。这首儿歌唱到：“星期天的早上大雪纷飞，拣垃圾的队伍排成一队，风一吹，纸一飞，拣垃圾的队伍跟着追”。

当时的北京女孩编这首儿歌，显然是嘲笑乡下来的拾荒者的。但令今天的北京人不能理解的是，今天的垃圾已经远远不是什么“风一吹，纸就飞”的纸片或破布头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垃圾了，这些垃圾足以要了北京人的命(如垃圾焚烧排放的二噁英)。这个垃圾内容之“丰富”，令今天的拾荒者成为亿万富翁也不在话下。

然而，拾荒者虽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功不可没，但他们不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垃圾问题而来的，而是想从垃圾中寻找财富，那些不能用的成分，将会成为彻底的垃圾，你最终拿它搞垃圾焚烧也点不着了，只有借助汽油。

1989年，来自四川巴中的两个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找到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当时愉快地答应了。

不久，杜茂献、许继财就被通知获准去北京城里捡垃圾。以后，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赴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多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超过10万人。随着垃圾大军的扩大，因利益而形成的垃圾分工也逐渐形成了：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最后将那些地沟油拉到城乡结合部的地下作坊；河北人不进城，只负责在城乡接合部接来自大城市里的各种有用垃圾。首都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他们中有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有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无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这帮“拾荒大军”可谓分工明确。整个军中有13个“舵”，共分成了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则运往保定造纸厂-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而在这些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发财、回家乡盖房、创办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更有2000万之众。

垃圾大军的形成，说明了垃圾中其实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以纸张举例，说明了垃圾是可以再次利用的。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至50%。北京每天扔掉的废纸达1500吨，如果将这些废纸回收利用，1200吨纸张将会重新回到书桌上。

其实，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解放初期，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1965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也严重地萎缩了。 到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仅剩下了16个。城里人找工作，再也看不起那些垃圾了，留给农民去发财吧。

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可见，“垃圾大军”们从垃圾中拿走有用的成分，总体是符合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原理的，垃圾大军们充当了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是应当得到人们尊重的。

问题是，必须对这些“垃圾大军”进行管理，从垃圾中提取有用的东西固然是好事，但将餐馆中的泔水运出城市，加工制作地沟油后再运回城市餐馆，坑害别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鼓励。那些泔水怎么办？过去是喂猪，现在政府规定不能用泔水喂猪，总得给餐馆里的残羹冷炙找出路吧？然而，路又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