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我心目中的战略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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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本文应《人民论坛》约稿而作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就战略知识分子话题，约我写篇文章，并要我推荐5名我心目中的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准，有下面几条：
1) 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2) 专业功底深厚，又能超越专业局限，学贯中西；
3) 具有战略思维，具有长远发展、宏观发展眼光；
4) 理性看待现实不足，更注重提出建设性意见。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是非常大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有不同的标准。对于上面的几条标准，我都是同意的。那么，如何理解上述标准呢？我自己的标准还有哪些呢？
下面就我所理解的战略知识分子标准问题，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 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有战略思维
“战略”是一个军事术语，其原意是通过战争或不战而实现“攻城略地”目标。其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其实，战争不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在自然界，因捕食需要，动物之间也经常展开格斗，也会打群架，但大都是弱肉强食。长期适应的结果，就是物种之间各自占领最适的生态位，用最小的生命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从而维护种群的繁衍。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阶级，出现了国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围绕资源、文化、意识形态，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竞争、相互侵略乃至战争，从古到今，这一过程就没有停止过。
战略学是研究战争全局和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的学科。其实，狭义理解的战略学是来源于战争实践，是战争实践的理论概括。而广义的战略学则除了军事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自然、地理、人口、民族、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我们这里所说的战略学指的是广义上的战略学，战略知识分子，也是广义上的战略知识分子。
那么，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他具有的战略思维应当是什么呢？显然应当“具有长远发展、宏观发展”眼光，说通俗一点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不是紧紧盯着那点眼前利益，而是具有更多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很多人笑话“杞人忧天”，那么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能笑话人家。毕竟，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虽然天不会塌下来，但逐步升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气温，逐年增加的自然灾害，也将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下去。经济学家从眼前利益角度会提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逻辑，然而从战略上考虑，没有自己的船，最终会受制于人，你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最终还会归人家。这就是战略思维。
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他具有的战略思维很可能是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这就注定了他为坚持其观点，会四处碰壁，还可能会受到同僚打压。战略知识分子可能不会为“为五斗米而折腰”，因此他们大多是些穷知识分子。孔子一生漂泊，穷困潦倒，很少人能够理解他的理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千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战略知识分子的经历大多是坎坷的。那些身价亿万的经济学家、身后有上市公司的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还有“人云亦云”的院士们，肯定不会是战略知识分子，不会有什么战略思维。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不会身价过亿。
战略知识分子，在现代的观点看来，他们是一类异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可能一辈子不得志，但丝毫不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古代那些能够“死谏”的知识分子就是战略知识分子，只是他们生不逢时，才搭上性命来坚持自己的观点。
(二) 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有较高的学术造诣
以前称呼知识分子大都用“士”这个词，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代的发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受西学影响，有人笼统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如称知识分子为“学界分子”，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直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章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这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条文里，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从这个发展过程看，知识分子这个词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它是与中共创始人对其特殊理解分不开的。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得起知识分子呢？西方人理解的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即我们所说的“白领层”，或“中产阶级”阶层。中国人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或古代成为“士”的人。古代读书人大多有远大的抱负，以天下为己任，为帝国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能够礼遇和尊重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社会已基本没有知识分子了。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对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人或者有学问的人，还是尊重有加的，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现代的知识分子。至于较高的学历，一般指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如大专以上文凭获得者，他们也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当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学问很好，也应当是知识分子。
那么，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水平应当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学富五车，已经是较低的标准了，古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五车书”的信息量还顶不了现在的一本小说。“专业功底深厚，又能超越专业局限，学贯中西”，恐怕是最起码的要求。专业知识深厚才能够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对事物有其独立的判断力，不“人云亦云”；超越专业局限，可以使其看待事物的眼光更远，心胸更宽大；“学贯中西”这一条最难做到。虽然许多人留洋回来，英文很好，但并不代表他们能够了解中西文化。中国的古典知识，也不是能够容易掌握的。有些留洋博士能写得了英文论文，但中文写不成块，更不用说让他们写诗做赋了。相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现代大学教育的知识面越来越窄，再加上很多人不愿意读书，涉猎的知识仅与自己的专业有关，“闲杂书”不愿意读，他们更难成为战略知识分子，顶多算个匠人。
许多人将战略知识分子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意思是他们不必在专业知识上有很深的造诣，懂一点皮毛就行，只要公众对他感兴趣，只要是公众人物即可。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个只在专业上懂点皮毛的人，不可能跟懂行的专家有沟通的语言，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也不能提出有真见灼知的见解。因此，我理解的战略知识分子在学问上一定是不含糊的，一定要有很高的学术造诣。
(三) 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有“实战”经验
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不但要有知识分子的先见之明，还要熟悉掌握历史，要一定的预见性，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更重要的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必须有过“实战”经验，这些经验是教科书上学不来的。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是被那些镀金回来的留学生掌控着的，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眼里，打阵地战才是真正的战争，运动战是流寇思想。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中国革命白白损失了几十万无辜生命，几乎将革命火种全部熄灭。而军事指挥权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后，红军采取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打法，争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理论的提出，就是根据实际战争经验提出的，如果革命还是盲目仿照苏联经验，从中心城市突破，那只有断送中国革命。从这点看，纸上谈兵是最害人的做法，这样的战略知识分子是最要不得的。
具体经历过某件事，与从教科书上学来的他人知识，或者听人家介绍情况，作出的决策是会取得不一样的结果的。古代人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所知的“天下事”肯定是片面的。许多决策者，拿耳朵当眼睛使，完全忘记了“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样的古训。
其实，简单的经历过与具体实践也不是同日而语的。以目前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为例，许多人只是走过农村，而不是走进农村，融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声音，一些重大政策就出台了，或者盲目照搬美国经验，使先进的中国农业变成要依靠粮食进口，这完全农业科学家战略失误造成的。“亲口尝梨子的滋味”也还是尚欠火候，还得亲自去实践。事实最容易教育人，也最容易改变人的看法，一两次的失败没有关系，关键是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倾听老百姓意见。
作为战略知识分子，指出问题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批评是很容易做到的，关键是如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要求战略知识分子有过实战经验，有较强的总结群众经验的能力，这样他所提出的建议就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四) 战略知识分子须有人文情怀
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问有多大，见解有多么高深，他首先必须是个人，必须有人文情怀。在这方面，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动辄以别人不懂得其领域的科技问题，而斥责对方，盛气凌人，极端傲慢，容不得别人批评；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显露出霸道无理的一面，打压异己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人，显然称不上战略知识分子，顶多是现代知识分子版的“小人得志”。
春秋期间的商鞅可谓是个典型的战略知识分子，他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国变法图强。其在执政二十余年内，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然而，遗憾的是，商鞅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商鞅之法刻薄寡恩，除设连坐之法外，还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后来，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所用刑罚为其自己制定的“车裂之刑”。商鞅之死，说明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他缺乏最基本的人文情怀。
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文人相轻”现象：学理工的瞧不起学文的；学理的当中，学数理化的瞧不起学天地生的；学文的当中，学经济的瞧不起学文史哲的，这样狂妄和固步自封心态显然不是君子所为。殊不知，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古代人重道轻艺，强调的是做人，不仅是对强势群体重视，更对弱势群体重视。一些人社会知名度很大，教育别人如何如何做人，但是对自己的学生却很刻薄，甚至自己的学生自杀了还要去参加什么政府的咨询会；做报告对自己的听众一点也不存在尊重之情，迟到两三个小时，却不会道歉。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连起码的做人标准都没有了，还奢谈什么战略知识分子。一些院士，唯有领导的话是听，领导决策错了，也不来指正，反而为其找各种理由；而对手下的人却很顽固，即使错了也要坚持观点，这样的人也不能成为战略知识分子。
那么，作为战略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人文情怀呢？笔者曾与相声演员笑林邂逅，这里引用他无意中说过的话“当你将对方看成是人的时候，你做人才成功了”。作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做人的功夫是无论如何也要学的。
(五) 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是个爱国者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条标准。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他肯定是忧国忧民的，而其出发点就是爱国。中国乱世时，虽也不乏爱国者，但总是汉奸当道，远的如秦桧、贾似道，近的如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这类人往往头脑灵活，善于看风使舵，其一生最大的追求只是名利二字。从个人角度来说是能人，从国家利益来说是逆臣，从传统来衡量是小人。林则徐禁烟后，鸦片之害非但没有杜绝，鸦片贸易反而更加嚣张，更加变本加厉。原本中国人不认识的鸦片，为何会危害全国？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是“买办”在操作。“买办”是什么？那就是典型的汉奸走狗。
当今社会，我们要时刻警惕现代“汉奸买办”继续采用170年前的做法，将洋垃圾、他国淘汰的“垃圾”技术引入中国。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外国人一向是技术领先的，为什么独独这次让中国人在转基因主粮上“领先”呢？这里面定有大文章。如果用这样的人来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只能是越来越糟。
居里夫人一生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第一次获奖时因为发现钋(Po)，为什么用钋来命名这个新元素？这是居里夫人为表达对自己祖国波兰的热爱，用波兰国名前两个字母来命名的。第二次因发现镭而获奖，那次她把那仅有的2克镭捐献给国家。做为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居里夫人是一位不慕虚荣，尊敬师长，爱国热情极深的人。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非常多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南宋时期的大诗人陆游85岁还不忘收复失地；“杀贼，杀贼”，65岁的辛弃疾是喊着这个遗愿离开人世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而年仅39岁的岳飞是吟者那首著名的《满天红》含恨离开人世的。中国之所以不亡，概因为爱国人士大有人在。作为战略知识分子，如果不爱国，那干脆没有资格“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六) 战略知识分子是个善意的批评家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大军攻占咸阳，进入秦宫，见美女如云，珍宝无数。他打算住在宫内享受，樊哙劝他以天下为重，刘邦不以为然。谋士张良说这正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刘邦听从劝告，退兵驻守霸上等待项羽的到来，才打下了422年的汉家江山。“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倘若没有张良的善意提醒和批评，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得改写。
能够善意批评，并敢于犯言直谏的知识分子，除了远见卓识，还要有一定的勇气。明朝首相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霸占民女。县令受贿，当堂打死喊冤人。海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新巡抚戴风翔亲来摘印。海瑞于交印前，斩了徐瑛及枉法县令。然而，海瑞这样做，是做好了罢官的准备的，为坚持真理，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作为战略知识分子，能够在当局面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严的一条标准。“人云亦云”没有风险，但这对解决问题是非常不利的，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的。针对三峡大坝的修建，恩师侯学煜先生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最终他也没有在项目论证书上签字。如今，三峡陆续暴露出来了各种问题，时间会检验当年侯先生的一些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然而，放在今天的知识界，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少了。很多学者不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敢对政府的不当做法提出批评，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现代中国缺乏著名战略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原因。作为战略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批评者，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忧国忧民，忧心如焚，有强烈的参与感。古代的“士”就是这样做的，今天的“士”呢？
最后，《人民论坛》杂志还要我推荐我心目中的5位战略知识分子，看来我只有交白卷了。故去的可以说，我在文章里也提到了不少，而活着的战略知识分子，如果我提出来了，可能会遭到非议，与他们本人不利。其实，推荐这些人并不难，按照毛主席的做法，放手发动群众，发动广大网民投票，那些活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的鲜活面孔定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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