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个后末日世界的世界里，资源如此稀缺以至于政府决定所有的粮食必须供应给人类，而不是饲养动物。没有动物饲养，牛排仅仅作为记忆存在人类脑海里，鸡蛋成为黑市违禁品，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这不是来自于小政府保守派撕开最黑暗噩梦的思想实验，这是真实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盟军切断德国占领的丹麦供应路线时，政府基本上是禁止食用肉的。丹麦人宰杀了他们饲养的猪以至于民众能够吃到本来饲养动物的粮食。该战略是行之有效的，除了挨饿，丹麦人民更加健康，由于长达一年的封锁，疾病的死亡率下降到34%。

这可能需要极端的情况来控制我们对肉的诱惑。人类很难放弃食肉。在她的新书中，《肉类的诱惑：人类250万年食肉史和科学》，作者 Marta Zaraska——一个“素食主义者”偷偷摸摸地啃着培根——试图了解究竟为什么我们是如此迷恋吃牛肉、猪肉和鸡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丹麦的例子表明，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健康而迫使我们狼吞虎咽牛排和熏肉。如果人类需要食肉才能保持健康，那么在丹麦封锁期间死亡率会大大飙升。

所以，如果我们身体不需要食用肉，为什么我们如此痴迷呢？为什么我们支持整个人造肉行业而不是为花生过敏者提供人造花生，或者“为严格禁食根类蔬菜的耆那教教徒提供人造胡萝卜”，Zaraska质疑道。为什么肉对我们如此重要？

或许我们是天生的食肉动物。古人类模型指出我们毕竟有犬齿。但是拥有犬齿不是食肉动物的标志——鹿和马也有犬齿。这些牙齿的大小与饮食没有多大的关系，Zaraska在书中写道，但是“一切都与性和战斗有关。”最后，她也没有找出吃肉是与生俱来的证据。

也许我们身体隐藏着某种生物习性。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对肉类的喜好具有高度遗传特性，因此有可能是遗传因素。这也是事实，世界各地的文化都认可饥饿不能由淀粉和蔬菜来满足。这种“肉饥饿”实际上就是蛋白质饥饿，Zaraska总结道，你可以从花生酱、小扁豆和黑豆中得到足够的蛋白质来满足蛋白质饥饿。

我们对肉类如此迷恋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生物习性而是社会。共同分享肉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50万年的智人时代之前，研究者认为我们遥远的祖先那时开始把肉带回家并且分享给族群的每个成员。狩猎动物使用的可适用工具在当时是低效的，这本来更容易通过觅食来获得热量。

所以，古人类学家认为，狩猎的关键并不简单地吓唬食物，而是为了形成联盟，赢得族群的青睐，强化族群成员之间债务联系。如果人是社会性动物，那么肉是原始社会的货币。我们已经找到新的货币——相似物和比特币——但是我们仍然有肉。几千年来，它与我们的传统融合的是如此彻底，这也难怪，我们在吃少一点点有麻烦。

Zaraska认为我们很快就能从对肉的渴望中释放自己。技术能够创造出跟炸鸡一样美味的替代品，我们心理不断成长的理解可能使我们在食用动物的传统和感觉重新连接。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希望她是对的，但是我不希望这种理念很快席卷全球。Zaraska可能已经意识到她的预测听起来是乌托邦的，因为她在一个更务实的注释结束。相反，推动素食主义者的完美，我们必须简单地减少肉类量的摄入。

有一个关于这一点的广泛的共识，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吃更少的肉，这将对环境是一个福音——即使我们只是每个月少吃一顿牛排晚餐。直到我们找到一个物种来放弃食肉的方式（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使畜牧业更人性化、更高效，以至于每一个嗜好产生尽可能少的痛苦，尽可能少的环境危害。

原文标题：《Our bodies don’t need meat. So why can’t we give it up?》

翻译：福德曼

原创声明：本文是作者独创编译，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加链接和作者的转载。若转载请联系微信：bxlh2008。 尊重原创，就是尊重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