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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5000年文明启示录

【 作 者 】(美)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 ISBN 】978-7-5564-3258-5

【 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

笔记

        本书围绕一个简单思想叙述阐发：人们之所以改变方式和方法，主要是因为某些陌生人带来了某种新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种新东西可能让人害怕，也可能令人愉悦。但不管是什么，这种东西有力量说服社群中的关键人物，让其觉得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世界史可以也应该这样写：去展现一个又一个时代里，不同人类群体是怎么获得非同寻常的创造力的，而他们又是如何隔着遥远路途，带动或迫使周围人改变自己惯常的生活方式，打量进入自己视野的新事物的。
       变革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主题——怎样以新法行新事；如何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新情况。 

       对所有动植物来说，冰雪的生成与消融意味着生存条件发生急剧重大变化。只有适应这种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去。
       在冰面进退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出现也给环境带来了深远显著的变化。因为人类挑选、驯化平原和草原动物，取代野生物种，从而改变地球生态平衡。
       人类甚至开始改变地球的自然地理。这些活动不局限于建造城市，修筑高速公路和堤坝，铺设管道，开凿运河，也包括制造各种废弃物，污染水和大气。 

       人类和非人生物的关键区别可能有两方面，这两方面出现有先后。首先是舞蹈；其次是语言。
       众人同舞让人心感温暖，有利于一大群人团结协作。充满节奏感的动作表达和巩固着团结之心，弥合了白日发生的个人摩擦或不快，让每一个人都酣然入梦。
       语言让协作变得更有效率，更精确。
       抚养训练孩子的时间延长到出生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也就是说，孩子们有更长时间学习生存技艺和行为方式。学得多，遗传得少，让类人猿变成人类。 

• 语言让协作变得更有效率，更精确。

• 语言的第二个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反应能力。对世界分门别类。而知道每一类别的具体内容后，就能在特定情况下快速行动。

• 正如摆弄东西可能会启发人们创造出新的武器、工具、艺术品一样，搭配组合词语也可以生发新思想、新感情。

借语言分门别类之力，双手灵活操作之能，思维能力得以缜密完善，发明创造能够自由驰骋。正是靠着思维能力和发明创造这两个独特能力，人类最终完全出现。 

       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存在肤色等明显差别，是因为我们适应了不同的气候。 

       在现代人种分散于地球各地、繁衍生息大约三百代以前，狩猎队伍掌握了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生存的本领，学会了猎取种类繁多的动物。但在自然平衡中，特定区域出产的动植物品类和数量已有界定，当时的人类仍受自然平衡摆布。
       几万年里，这种由自然平衡设置的局限似乎绝对固定、不可逾越。但人类在下一个阶段取得的伟大进展让他们跳脱出了这种局限。人类学会了培植作物，饲养牲畜，改变了自然平衡。
       这样一来，可支配食物来源大大增加，人口随之增长，为后世所有文明发展奠定了根基。
       从那时起，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与智人自然史相对立的人类历史从此开始。 

远古农人面临的三大问题：

• 与牧民的关系

• 确定作物种植时间

• 缺少适种地 
  
  
  

       犁很可能不是在林区发明的，而是在沿河开阔地带。犁的发明对中东、印度和欧洲文明具有根本性意义。在美洲，没有人知道犁为何物。在中国，犁从来没有像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那样重要。
       犁以一种新的方式，将畜牧业和谷物栽培结合起来。
       犁投入使用后，主要从事作物栽培的是男性，而非女性。而在此之前，很可能是女性承担了田间地头多数工作。
       田地一经犁耕栽培，农民就没有必要四处迁徙。永久的村庄住址，特定田地所有权的固定模式和村庄生活结构就是在那时成型，农民不得不缴纳税款供统治者花销，养活军队，建造城市。文明有了可能。 

       今天，稻米养活了地球1/3以上的人口，构成了中国和日本的农业根基。
       人工开辟水田，可防杂草侵占水稻生长空间。水淹后，可除去多数杂草。流进流出的活水为田地带来了可溶解矿物质。同时，流动缓慢的水可以创造出一种环境，便于光、水及数不清的微生物发生复杂作用，持续保障稻田肥力。只要平整出稻田，年年都会有好收成。
       稻田农业比刀耕火种式的谷物种植传播更慢，覆盖区域更小，但一旦得到发展，这种农业比早期谷物种植更深刻地改变了地貌。 

       远古时期，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不会对彼此的行为方式造成多大改变。
       但当两个群体显著有别时，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开始具备新的意义。人们能够而且已经开始利用别人知道的东西，想出新办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或是找到更有效的攻击模式。
       历史变化具备了一种新速度。 

       每一个古老的大河流域文明都有自己独有的行为方式、思想观点、艺术创造。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文明出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齐头并进。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黄河中下流的大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 

       灌溉是一切发展的关键。灌溉不兴，作物不长。适时适量灌溉的农田比靠雨水浇灌的普通农田收成要好。因此，灌溉农业可以年复一年在同一地域养活相对大量稠密人口。 

       农民必须能够生产余粮，才能开启文明进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多的人专辟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由此，专长精艺成倍发展，新思想充分涌流，整个社会足够复杂、富裕、强大到可以被称之为文明。 

       苏美尔人坚信，神力无边，且喜怒无常，同有权势的人一样。因此，每日记录神的感受非常重要。祭司采用多种方法探察神意。第一种方法是，神庙中安寝，等待神进入梦境，直接传授。第二种方法是，研究献祭给神的绵羊肝脏的形状。第三种方法是，观察行星运动轨迹。 

       尼罗河有一个独特之处，使得政治统一出奇容易。尼罗河自南向北流，与第一瀑布通航。埃及地处信风带，常年刮东北风，且风势和缓。因此，升起风帆，风吹向船尾，便可驶向上游。落下船帆，轻舟顺流而下。因尼罗河仅有几千米宽，控制尼罗河通航的人就控制了整个埃及大陆。 

       即便洪水来袭，也因尼罗河水流动缓慢，不足以冲毁堤坝沟渠。
       靠漫灌种田，这种灌溉办法可防止盐分积聚。时至今日，埃及依然坐拥沃田，而苏美尔的土地已变成盐滩，堆满干泥干沙，一片荒芜。 

       犁的发明使得河流冲积平原这一特殊环境不再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充沛的降雨、适宜的温度即可。 

       铁器又硬又脆，经不起猛击。此外，铸铁极易生锈，很不美观。因此，尽管铁在地壳中最常见，但早期的铁匠却不知道铁能派上什么用场。
       让铁变成有用金属的秘诀在于，混合少量碳进去。这种方法显著改变了铁的性质。原先硬脆的铸铁与碳混合后，变得有弹性，可延展。
       如果将敲打成型的铁器再次加热后，突然扔进一盆冷水中，最终制作出的产品坚硬、结实、耐用。 

       虽然犹太经文是认真采集编纂而成，但原有许多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经文给出了唯一一条稳妥的办法，能让人们找出不同情况下上帝的旨意。
       因此，每一位虔诚信徒都有责任认真研读经文，发现真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得到塑造，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荷马史诗对后世希腊人的影响之大难以尽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本书被称为“希腊《圣经》”。即便到了现在，在整个西方世界，对荷马史诗的引用都非常普遍。
       荷马的观点塑造了希腊人的思想。每一个希腊人都对荷马诗句耳熟能详，对神的行为有特定看法，祭司便不能重新阐释神学教义。这样一来，有思想的希腊人完全放弃了传统宗教。希腊哲学大门由此洞开。
       在法律方面，荷马史诗中的神灵由于秉性凶恶，反复无常，互相倾轧，戏弄人类。因此希腊人没有求助于神，希腊人坚信智慧仁爱之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发现良法。 

       人类的祖先很可能在每次打到猎物、用完美餐后，都要和伙伴一起跳舞，大声快乐呼喊。和别人一起有过载歌载舞经验的人也知道，众人跟着同一节奏同舞是一种多么强烈的体验。这种行为能激发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同伴情谊。 

       通过排除诸神，将自然万物归功于普通法则的作用，泰勒斯和后世哲学家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希腊后世，泰勒斯的基本思想仍然主导哲学发展。后世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范围更广：人类思维、语言和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城邦治理等等。但在发问的过程中，哲学家始终坚守这样一个假设：只要努力寻找，就能发现自然法则，解答这些问题。
       中东人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他们来说，这一基本假设始终都是一神或多神掌控自然界和人类行为。上帝的意志，而非自然法则，才是统治宇宙的原则。
       这两种世界观蓬勃发展至今。是让二者达成和解，还是将其组合在一起，做到皆大欢喜？这一道选择题仍然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问题。 

       印度在种植时间上不存在模糊、不清楚现象。只要雨季来了，就能播种栽培。
       这种情况很可能促使印度人把世界看成是一场循环不止的戏剧，或者是同一经历的重复再现。
       在印度，时间和特定的时刻似乎无关紧要。而在中东，农民总在为何时播种而忧虑，他们需要制订精确的历法，避免犯错遭灾。 

       公元前500年后不久，当印度各宗教流派在战胜苦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认知，后世印度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此形成。 

       黄河到达平坦的冲积平原后，淤泥沉入底部，河床抬高，因此时时改道，导致洪灾肆虐。但它也是中国的摇篮，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下学会农事的人们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社会。
       只要能把黄河治理好，管理中国南方流域就相对容易得多。原因是，黄河流域旱涝不断，农事艰难，人们已经养成了辛苦劳作的习惯。 

       犁耕在中华文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犁。
       园艺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给中华文明留下了永久印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因所费人力之巨，中国农民开垦新田的速度很慢。
       但维持中国式农业的人力之巨也意味着，当中国人迁往新区域时，不论从字面意义上来讲，还是在内涵上，他们将自己深深地掘入了新地形之中。 

       中国家庭也严遵礼仪家规。长者有威，不得违逆。男性为尊。妇从夫，弟从兄。为长者必有尊，辈分较低者必须服从。旧有的家庭习俗传统一代一代传之久远。
       家庭的重要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强化，即中国古代似乎没有身份鲜明的祭司阶层。在所有普通场合中，家族族长担任祭司一职，与鬼神打交道，与祖先沟通。
       为担负起祭司职责，族长很有必要学会书写。识字、祭祀、掌握军权、担当家族族长互有联系的现象为中国特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都未曾发展出像中国家庭生活模式中族长身兼数职的家庭体系。
       正是这一体系塑造了中华文明，使之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 

       根据法家学说，国君至上，家庭个人不足为道。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法家独以国家为重。
       在日常人事中，多数中国人想要一种更为具体的教义指导行为。而法家冷酷追逐国家力量，道家则否定人为干涉“道”，二者无法调和。
       把儒家观点和法家、道家比较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儒家最后成为主导学说。因为，儒家认为家国一体，二者同等重要。家和国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核心现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儒家并没有像法家那样美化暴政，而是认为统治者和臣民一样，要行使自己的职责，扮演传统角色。与道家相比，儒家没有对人类社会报以绝望，认为美好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中实现。每个人都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准确、优雅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中华文明相对独立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东文明而产生。劳动密集型、园艺型农业为中国社会奠定了与其他文明世界不同的经济基础。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家庭结构的特性。这种特性为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内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提供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