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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南北朝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394-3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3

笔记

很少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既简单又伟大了，它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至少改写了战争史。 
马参加战争，起先都是用于车战。后来有了骑兵，战斗力却非常有限。因为如果没有马镫，又想在狂奔时张弓射箭，交战时挥刀杀敌，对不起，那一定会掉下来。
然而马镫却让骑兵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采邑制，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封臣可以获得土地，叫采邑。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服兵役。采邑可以层层分封，但不能世袭。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 

东晋王室和朝廷对两府充满纠结。他们既希望有人为自己平息内乱抵御外敌，又害怕后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是：两府不用帝国劳心费力养兵千日，却能完全服从中央指挥驰骋沙场，还不至于因为做大做强而危及王朝和政权的稳定。机关算尽的结果，是收复中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篡位夺权的事情则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周武帝灭佛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
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五胡是被消融而非消灭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都融入了新汉族，途径则是通婚混血和移风易俗。不过这种变化是双向的，汉化的同时也在胡化。 

现在的普通话中，胡语胡音不少。有后来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恐怕也有当年五胡的。正宗的“中原雅言”倒是有一些保留在闽南话中。 

汉胡界限模糊之后，南北分野便突显出来。士族，南方的尚清谈，北方的尚实务；佛教，南方的重玄理，北方的重践行；文艺，南方秀丽唯美，北方雄浑质朴。那些厚重的石窟比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全在北方，骈文和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则南方更高，都绝非偶然。 

同一个民族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似乎不大可能。然而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南人和北人在身体、性格和习俗上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地中海人和日耳曼人。至于原来的胡汉之别，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都要拜魏晋南北朝所赐。没有那三四百年的隔淮而治和风云激荡，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文明。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影响后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