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吴楚叛乱的导火线，晁错所主张的削藩本没有错，从宏观大局而言，确实是有利于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巩固汉王室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法，空有理论总纲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便贸然行事，致使汉王室在未成熟的时机面对一场本可避免的战役。
若削藩只是想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使权力集中于中央，保障天子的统治地位，那么它必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晁错并没有考虑到这点，利害关系也把握得不够，他把原本该暗中较量的两股势力，一下子放到台面上来，没有一个过程的铺垫，难免会适得其反。 

作为父亲，吴王缺乏对儿子的教育，养成他浮躁无理的性格，致使其与皇太子下棋时发生争执惹来杀身之祸，吴王因此萌生了不该有的谋反之心。作为臣子，吴王任性妄为，为个人一时的情绪违背君臣之纲，而这也成为日后晁错盯上他的原因之一。
外部因素虽不可控制，但只要把握好自身尺度，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 

石氏一门既无经天纬地之才，也无安邦定国之志，各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唯一的长处是谨小慎微、毕恭毕敬，讲求孝道。
仅凭这一点，石氏一族竟然得以长盛不衰，其富贵竟延续达三代之久。汉初统治者重视石氏办事小心谨慎和整体讲求孝道的家庭门风。
将家庭伦理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秩序中去，从而得以维护汉朝的稳定统治。这就是汉初统治者任用石氏一门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政治玄机。 

张汤因出身刀笔吏，对律法条文本身过于重视，因此新颁布的律令变得过于严密复杂，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反而为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大大增加了官僚体系进行管理的成本。 

皇帝任用官吏也是一种博弈——循吏也好，酷吏也罢，只是为其统治天下的工具。
循吏治民固然很好，可是循吏们有个不太听话的毛病，甚至总在皇帝耳边唠叨劝谏，万一民望太高又惹皇帝猜疑。
酷吏则大多对皇帝恭敬顺从，执行力又强，对地方豪绅或恶势力的铲除更是得心应手，在某些特殊环境中还真比循吏“管用”。
古代循吏和酷吏的产生及其对吏治的影响，值得后人深思。 

当我们听着一个个历史小故事的时候，常常会囿于视角所见，譬如认为刘邦的“约法三章”是仁政爱民的体现，而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是因其偏爱酷吏。
《汉书·刑法志》此篇，生动地展现了国家律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即马克思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典型案例。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国家律法，需要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否则便不能稳固；若国家律法偏离社会经济基础过大，则必然会通过变革来消弭矛盾，有时是渐进的调整，有时是激烈的突变。
总体而言，在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大国家中，除非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生产关系只会日益趋向复杂化，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也会因之而“水涨船高”。故此元、成之世，虽然皇帝三令五申精简律令，法令条文却有增无减、持续膨胀，实有其社会背景因素，而法吏们对皇命的阳奉阴违只是次要原因罢了。 

纵览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管理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儒法之争”，对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只可能通过律法体系来对全国进行系统性的管理。 

李广天生善射又勇敢，不惧危险而一往无前，浑身洋溢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质。虽然常常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却从不更改自己的处事方式。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以前的小规模冲突为主的情况，而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对决，在此种情况之下，李广的个人之勇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虽然李广一身本领，未能封侯确实有些时乖命蹇，但始终未能应时而变，仍凭血气之勇征战沙场的李广，悲剧却又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名望是一把双刃剑，所谓树大招风。每次出战，以他的名望，匈奴不敢轻视，总是会将攻击的重点放在他身上，因此他经常遭遇匈奴主力。常常只能但求自保，故而难有战功。 

汉匈民族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两个民族，通过此战，汉朝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赢得了农耕文明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民族信心，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就此形成，而随之而来的丝绸之路，更使中华文化远播四方。匈奴一部分内迁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则被迫西迁，使整个世界历史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汉武帝遣李广利征西域历经四年，从实物的收获来看，确实仅仅只是收获了一些金银和几匹良马，但其潜在效力实在是无法计算的。
西汉王朝在之前派出的庞大使团都有可能被西域小国羁押扣留，甚至夺财灭口，征伐大宛后的西汉王朝只需派出数人组成的特遣队即可号令各国。限制了匈奴的发展，从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逐渐耗尽对方的实力。
西域各国完全归顺了汉王朝，匈奴势力从此被彻底逐出了西域，其后匈奴内部的崩溃和西迁，都与这一战略决策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 

《匈奴列传》对冒顿单于的事迹着墨最多，特别是冒顿“鸣镝弑父”、“智取东胡”、“白登之围”等。司马迁在撰写这篇列传时，突破了我国过去治史“尊王攘夷”思想的樊篱，对少数民族的历史采取了真实记录、公正评价的态度。 

萧望之、霍光二人为人处世的不同，也可从其对待身边之人的方式上看出：萧望之发现身边的郑朋是奸邪小人后，便毫无婉转地毅然与之绝交，但终免不了被郑朋陷害；而霍光则擅于利用身边一切可利用的人物。
萧望之品格的高洁坚贞自是毫无争议，然而并不能处理好与皇帝、同僚之间的关系，虽有美好的施政想法，却因斗争失势而无法执行。
霍光一朝登顶之后便牢牢掌控权势，甚至在对皇帝行废立之事后还能保持正面形象，与伊尹并称，死后三年不到的光景，霍氏全族被汉宣帝诛杀殆尽，霍氏在历史上也从此一蹶不振。
急功近利为抄近路而丧失原则的人虽然可能换来暂时的成功，但注重品德、坚守情操或许才能获得更为长久的福荫。 

西汉的外戚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批掌握朝政的外戚，但根据班固的统计，从汉朝建立直到汉平帝，外戚能最终保全家族的，“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而这些家族之所以存续的关键原因则在于“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乱世，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舞台就此展开。生逢乱世，许多在其他时代并不起眼的小人物，在这时却显得熠熠生辉，以他们独特的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别样人生。司马迁的如椽大笔，将刺客、游侠、滑稽三类人物的群像。这三类人物的存在，均反映出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在艰难时局下彰显自身价值的一种努力。 

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古人无法解释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然而，“天人合一”思想若是剥去迷信的外壳，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则是关于人与宇宙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精神理性和自然世界的统一问题。
西方文化强调人类要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不能超越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当今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欲是生产的动力，农工商虞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又起到纽带作用。
人无天生的贵贱等级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这样就能与王者同乐。
可叹的是，司马迁立《货殖列传》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均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似一束火花，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