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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把长于军事视为领袖必备的能力。理由非常现实,因为在当时的希腊,战败意味着能当兵的适龄男人一律被杀,妇女儿童被变卖为奴。
频频出现于雅典城邦政治史上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堪称雅典最有名有势的家族。他们维持势力的战略,或者说处世之道,相当耐人寻味。
家族不会因为某人是其直系的男性成员,便无条件地给予他支持。
倘若直系男性中没有出现如此有才能的人,家族会将女孩们嫁给那些年轻有为的外族男子,再用家族的影响力为女婿助阵。
女人们私下里交往密切,而男人们在政治上争得你死我活,这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维持势力战略”中不是什么稀罕事。
希腊位于地震多发地带,斯巴达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更是直接坐落于地震带上,灾害尤为频繁。
纵观斯巴达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攻下过建有城墙的城市。
繁荣不会从天而降,人们必须为之付出努力和辛劳。
建立繁荣昌盛的国家需要两类人:一类是为走向繁荣开辟道路的人,另一类是为实现繁荣夯实基础的人。
“保江山”与“打江山”性质有所不同,但要论孰轻孰重,实际很难分出上下。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伯里克利时代最著名的是以下这句:“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伯里克利的“说服力”之所以有效,最大的原因是,他向雅典民众展现了转换视角后事物呈现的不同形态。
伯里克利持续一人统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演说能让听众们对未来心怀希望。
人们听着伯里克利对政策的说明,对他独特的见解点头称是,感叹原来可以这样看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又为自己被称作最终决定者而感到满足,主人翁精神油然而生。听完他的演讲,民众往往能带着积极开朗的心情离去。
政治才能——深思熟虑,让自己长时间酝酿的计划成为国家政策得以实施。
军事才能——随机应变是作战的铁规,前思后想有可能置手下的官兵于死地。因此,战场上必须迅速决断、迅速执行,领导者必须具备当机立断的能力。
在西方历史上,若论同时拥有超一流的政治和军事才华的人物,非尤利乌斯·恺撒莫属,无人能出其右。
恺撒没有将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大任交给战功卓著的副将安东尼,而是托付给当时年仅17岁、尚无建树的屋大维(后称奥古斯都)。可能恺撒认为,相较于“热血之人”,治理帝国还是“智慧之人”更为合适。
当时17岁的屋大维在军事上几乎一无是处。恺撒没有对他提出“从现在开始学习”之类不现实的要求,而用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办法,弥补了这位年轻人的不足。恺撒提拔了一位同样17岁的士兵,让他做屋大维的帮手,从此打仗就靠这位阿格里帕了。
对立志以创作为生的人而言,雅典除了有机会之外,他们在雅典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接触他人的作品及与其作者间的交流,获取崭新的视角和观念。搞创作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这种相遇相知更能提升自己的创作力了。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这些“文化人”提供了最好的创作环境。伯里克利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恺撒到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再晚一些,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类人的流向判断一个国家能否走向繁荣。
伯里克利是政治语言的高手。比他年轻25岁的苏格拉底是哲学语言的高手。政治语言和哲学语言完全不同,但他们二人有着不受局外者影响的共性。此外,尽管目标各不相同,但在善于诱导他人接受自己观点这方面,两人非常相似。
从古到今,人们对伯里克利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他始终保持着贵族式的生活方式。
所谓的贵族式生活与出身高贵或生活奢侈完全无关。
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会泰然自若地去做很多人想做却顾及世俗的眼光不敢做的事情,并且始终保持自己的品位与格调。
成为强国不易,保持强国地位更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这有点像获得冠军与蝉联冠军间的差异。
回顾希腊人的历史,如果问决定他们命运的有哪几场战争,回答一定是: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最后的亚历山大东征。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28岁的修昔底德成为这场灾难的优秀现场见证人。他的传世巨著中有一些有关瘟疫的片段,堪称纪实文学之经典。历史上出现能与之比肩的作品,要等到1800年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
顺便提一句,罗马时代之所以没有出现记录疫病的杰作,是因为罗马人热衷于建设下水道,所以那段时间当地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的传染病。
伯里克利声称,无论能不能预测,今后必然还会有灾难降临。每当灾难发生都将责任推给他人,是被不安控制、丧失理智的人才会做的事。不辱雅典公民之名的人应该牢记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再大的苦难也要承受,要冷静地等待形势好转。
“每个人担起自己的责任,既是为了诸君自己,也是为了雅典城邦。它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伯里克利的演说以这句话结束,众人表示接受,激烈的情绪没有进一步升级,会议得以平稳结束。
伯里克利对那个人的咒骂不做任何回应,不是因为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出于对滥用言论自由的愚昧者的强烈轻蔑。不发怒是不愿将自己贬低到对方的水准。所谓的愤怒,是对和自己对等的人才会产生的感情。
政府没有着眼未来、一以贯之的政策,人们的行为会像树叶一样随性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虽然希腊人是每4年举办一次奥运会方能休战的好战民族,但他们很少因为愤怒而彻底丧失自我。他们常常为安葬战死者休战一天,或为交换俘虏停火数日。
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现代人所谓的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被视为蛮族的异族可以随意处置,希腊同胞之间不能轻易杀害投降者。
他们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
意大利语中有一句话叫“Pace con se stesso”。直译是“与自己和解”。意译的话就是尽所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后拥有了平静的心情。就像度过一天后有安稳的睡眠,度过充实的一生后有平静的长眠。
苏格拉底教导人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优秀。他又教导人们,不能过分相信天才和万能。
只有坚信这些,才可能比别人优秀,才可能成为“天才”。
相信自己胜于常人,才有率领众人的信心。率领一个组织或国家之类的共同体奋勇前进,大多需要领袖的自负。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创作者、科学家们,不计报酬地用自己的一生追求自己的事业,同样源于他们的自负和自尊。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雅典人败给了他们自己。换言之,是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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