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吴国林教授为《当代技术哲学前沿研究丛书》作的总序。目前由吴国林主编的这套丛书已出版著作6部：

     《信息技术哲学》

     《量子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研究》

     《科学技术哲学探新——范畴篇》

     《科学技术哲学探新——学派篇》

     《科学技术哲学探新——学科篇》

《当代技术哲学前沿研究丛书》总序

自近代以来，直接具有重要显示性的东西，莫过于技术。谁掌握和创造出先进技术，谁就拥有先机和竞争优势。无疑，现代技术都离不开现代科学，现代技术流淌着理性因素。中国曾经拥有令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但是，这种基于经验的技术，直到十九世纪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推进，“火药”还是那个“火药”，以至于到了中日“甲午海战”时，清朝海军所使用的自制开花弹中，填充的火药，还是原来那个“火药”，本质上没有改变，火药没有变为烈性炸药。20世纪上半叶，日军凭什么侵略中国？除了日本经过明维新治、日军训练更为正规之外，更直接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它拥有的枪炮与飞机等技术产品是先进的，而中国自身的制造能力很差，中国的许多技术产品需要进口，于是乎才有许多带“洋”的称呼，如“洋火”、“洋油”、“洋钉”等，这个带“洋”字的称呼，延续到新中国初期，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农村还这么叫。其根本原因，民国时期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技术水平太差。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通过科学技术促进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总结了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敏锐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1]他曾经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 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毛泽东果断提出，我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3]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4]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不仅能自己生产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也能生产汽车、轮船等，还能生产一些高技术产品，比如飞机、“两弹一星”、核潜艇等。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才能发生改革开放的“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正在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接近16%。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5]就广东一个省的经济GDP来看，早已超过原来“四小龙”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到2017年底，广东省地方总产值达到89705.23亿元。根据世界银行关于全球2017年GDP总量的统计数据，按照2017年世界银行关于美元与人民币的平均值（6.76）折算，广东GDP总量达到13279亿美元，仅次于韩国（15308亿美元），排第13位。

面对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的技术哲学必须有所作为，也必须阐明：为什么国外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而中国缺乏先进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一定的责任?

为此，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受第一次、二次科学革命的推动，近代以来发生了二次技术革命，技术的巨大进步引起了哲学爱好者的注意。1877年德国卡普 (E. Kapp, 1808-1896)出版《技术哲学纲要》（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

到了20世纪，技术已经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工程师为主体的哲学爱好者力图将技术哲学构建成为真正的部门哲学。比如，俄国工程师恩格梅尔(P．K．Engelmeier)出版《技术哲学通论》(1912年)，德国工程师、哲学家德韶尔(F．Dessauer)出版《技术哲学》(1927年)，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F．Rapp)出版《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年)等。

但是，技术哲学的建制化是缓慢的。美国技术史学会（1958年成立）所属的《技术与文化》杂志1966年出版“走向技术哲学”（Towar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专辑。1978年，美国正式成立 “哲学与技术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1978年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确认技术哲学为一门新的哲学分支学科。于是，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开始逐渐建立起来。

当代国外一大批技术哲学家形成了内容与方法各异的技术哲学理论。如德国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技术论、美国杜威(J. 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论，德国德韶尔的第四王国理论，法国埃吕尔(J. Ellul)的技术自主论、加拿大芬伯格( A. 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等。从研究进路来看，有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STS进路等。

虽然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技术哲学家并没有形成技术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正如拉普说：“尽管技术哲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不用说公认的范式，就连严密的技术哲学理论也还不过是一种要求，并未成为现实。”[6] 在其他哲学家看来，技术哲学并没有成为哲学传统的一员，游离于主流哲学之外，甚至技术哲学并不被认为是“哲学”的。

20世纪50年代，我国技术哲学处于初创阶段。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才开始较大规模的技术哲学研究，但没有能够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有关技术哲学的研究较为单一，多为低水平重复。大多技术哲学工作者是半路出家，缺乏严格的哲学训练。国内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对国外技术哲学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译介和解读；技术与社会（STS）、技术伦理学、技术创新等问题，对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等缺乏深入研究；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已有意识，还没有展开深入追问。总体而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哲学研究。

技术哲学的诞生已有100多年了，但是，技术哲学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哲学”起来，这些所谓的“技术哲学”都比较“散”，更没有在一个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下进行更细致的推进和深挖研究，形成技术哲学的理论系列。

国内外技术哲学存在上述问题，我们发现有三个根本原因：

第一，技术自身表现的复杂性。正在拉普说，技术研究出现的空白，“原因之一就是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因为人们在对技术进行分析时，不能像分析科学那样轻易地撇开技术的社会根源和它的实际功能问题。”[7]

第二，从根本上讲，这是哲学方法论上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技术哲学的实践传统，有的强调理论传统；有的从技术经验入手等等，可见，技术哲学缺乏公认的哲学研究方法或进路，因此，过去所得到的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破碎的，没有一致性，有关的研究成果难以成为技术哲学界的共识和难以得到哲学界的承认。

第三，缺乏真正的技术哲学大师级人物。技术哲学的研究需要相当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准备，一是自然科学知识，二是技术与工程科学知识和经验，三是良好的哲学素养，然而，拥有这样的知识水平的学者真的不多。比如，量子技术哲学特别要求研究者拥有量子力学与量子信息理论的有关知识。

既然原有的技术哲学存在上述问题，那么，能否按原有的技术哲学的思路给予解决？我们认为，必须改变原有的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这就如近代科学之所以诞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伽利略所倡导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科学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成为有影响力的学科，逻辑经验主义功不可没。

因此，技术哲学的发展需要我们改变和超越原有的研究方法。而分析技术哲学的兴起就是为了克服原有技术哲学的存在问题，它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与中国追求核心技术的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当下的技术哲学研究，重点不在于对技术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技术是什么和为什么，以及在此过程形成的独特技术设计与技术方法等，这种意义上的技术哲学需要有分析精神，即研究技术的要素、结构与功能，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分析技术哲学必然要弘扬分析方法和分析精神。

分析技术哲学研究涉及到许多方面：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陈述，技术知识，技术人工物，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技术规则，技术思维，技术设计，技术推理的研究等等。本套《当代技术哲学前沿研究丛书》力图在当代技术哲学的前沿展开研究，希望对技术哲学的重要“问题”有所推进。讨论的问题涉及的主题有：量子技术、信息技术、技术介入、技术设计、技术模型等方面，并且探讨一般的分析的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对技术哲学的整体与重要分支、宏观与微观展开细致的研究，以有助于构建技术哲学的哲学传统。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对技术本身展开分析，构建新的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纲领。这套丛书的确有相当难度，在我看来，有难度的研究并与时代发展相一致，一定会有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我们将知“难”而进，秉持学术标准，倾力为技术哲学作一点我们自己的贡献，以不愧于这一伟大时代。当然，是否达到或走向这一目标，还请研究者与读者批评指正和见证。

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周莉华副社长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编辑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后，我想用自己的一首小诗《分析的技术哲学纪行》作为结束语：

空山新雨长河边，技物哲析本原还。

水穷坐爱孤烟直，树杪百泉万重山。

                                         吴国林

                                  2014年1月3日第一版

                                  2019年9月20日第二版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3]毛泽东：《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10页。

[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5] “7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超170倍”。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1/c_1125022721.htm。

[6] [德]F. 拉普著：《技术哲学导论》，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刘武等译，1986年，英译本序言，第2页。

[7] [德]拉普：《技术哲学的思维结构》，刘武等译，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序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