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游戏的一份子

在当代民主社会中，像公共领域中的其他参与者一样，科学在面临危难的关头也会忽视公众的态度和价值（英国上议院，《科学与社会报告》，2000）

就像塑造其他有关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表征一样，对风险的认识是在公共辩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公共辩论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但是主要出现在媒体中。正是在媒体中，社会可以接受什么与不可以接受什么之间的界限，以及什么风险可以接受与什么风险应该拒绝之间的界限才得以协商。此外，也正是在这里，科学（其知识，方法和目标）必须要赢得公信力（credibility）。

有效参与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知道并了解这个“竞技场”（playing field）。如果简单地接触事实和论据是不充分的话，那么在跨出第一步之前有必要清晰地识别出下列因素：参与者，观点，涉及到的情感和利益，有利的影响以及需要破除的障碍以及可以回避的障碍。

作为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表征方面最有洞察力的学者之一，乔·特尼（Jon Turney）写道：如果我们想了解今天用来谈论科学的词语的起源，我们不仅需要探索科学的内在发展，还要探索科学在大众文化中的历史，从今天的文化开始。因为大多数传播都发生在媒体领域，这需要认真地研究。

为了了解“竞技场”，有必要研究一下科学记者的工作，科学记者一般来说反应了一个与科学家自身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念，但是对于电视、日报、女性杂志、利益群体的网站和科幻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观察一下“普通”记者和其他专家对社会表征说了什么（即使是无意识的），因为他们才是一般思维方式最真实的诠释者。

这就是消极的社会表征如何被及时地捕捉到，或许可以在它们固化且引起危害之前立即采取行动。比如，对纳米技术不断出现的冲击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这实际上起源于作为科学进行售卖的未来学，包括《技术个性的原动力》（Engines of Creation）一书的作者埃里克·德莱克斯勒（EricDrexler），小说《祈祷》（Prey）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而在后来成为《连线》（Wired）杂志的升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科学总监的比尔·乔伊（Bill Joy）的著名的采访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比一群不被察觉的机器人再次唤醒科学怪人之魂更好的吗？鉴于纳米技术是材料科学中最实际且最有用的领域（sector），这甚至可能会博人一笑，如果这种情况和几年前出现的转基因方面的问题一点也不相似的话。在那个时候，警告也被诚意地表达着，虽然最后证明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而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创新也是无形的，且无法给消费者提供明显的好处。对纳米技术领域实行“严格”管理的初始需求已经让自己的意见被人所知了，如果在这种异构的领域中探讨这个话题是行得通的话。

在这些情况下，这种情况可以及时地避免，而“竞技场”也可以及时地改变。实际上，我们都倾向于接受那些与我们已经拥有的观点相匹配的信息。新话题相关的信息，或者这样看待一个话题，会强烈地影响我们的态度。从那以后所说的每件事情都不得不考虑第一印象。政客们非常熟悉这个“游戏”：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通常会让自己对于热门话题的观点被人们听到。

然而，在公共辩论的有效参与中不存在完全可靠的秘诀。各种情况都是不同的。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正确的方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分析传播的主题和情境而得出。对于这些众多可能的情况，每种情况都不存在唯一的方法。在每种情境下，科学家都是必须学会与公众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人。无论选择哪种方法，有一个因素都是比不可少的，那就是信任；信任弥补了某些知识是非同行受众无法获取的不足。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医患关系。这是通往科学和谁良好关系的主要途径。

在所有的情况下，到对科学的真正理解都是错觉，公众唯一的选择就是信任或者不信任专家。

但是，还要当心。即使普通公众信任专家，他们的信任也不再是完全的授权，同时也不会替代对话。相反，它是好的传播的目标，它是经过持续的可用性之后在这个领域获得的互惠的知识、尊重和公信力。实际上，当对科学的信任削弱的时候，其他行动者—从魔术师到替代医学—的公信力就会变得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