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学术规范，不只是规范

推荐王贺文  学术批评网/2016年1月31日;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3月13日发布

本文谈及任一研究都需要文献综述以及什么样的文献综述；本文还谈及学术写作的引用以及怎样的规范引用，值得认真阅读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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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贺：学术规范，不只是规范[祝贺学术批评网创办十五周年征文系列（之九）]
时间:2016年1月31日作者：王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来源:学术批评网

一、任一研究都需要文献综述——读赵逵夫先生《古典文献论丛》增订本小札

关于学术论著中的文献综述，也即研究回顾、学术史考察是否必要，有位先生曾经撰写过文章，认为是受了“西式论文”的影响。是耶？否耶？有据乎？无据乎？近读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赵逵夫先生的《古典文献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深感先生持说之透辟。

赵先生认为：“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概括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上作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第22页）

我完全同意赵先生的说法，稍稍可以补充的是：其一、如果说论文需要有研究回顾是一惯例，那么，这一惯例并非古来有之，而是学术发展至近代才形成的，且其主要地是在西方形成。中国学术的近代化，正是受了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才得以发生、发展。其二、无论是人文学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也类似的要求。其三、学术回顾的“简单概括”与否，当视论题及写作体式之不同而有所分别。一篇数万字的专论和一本专著的学术史回顾，其侧重、篇幅必然有别。当然，赵先生这里所说的是论文，则“简单概括”亦无不妥。

不过，这让我想到某些学术刊物的作法。它们要求每一篇论文在正文开始之前，先作一学术史回顾。这种做法未免过于机械。事实上，只要要求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即可，并无必要就其在一篇论文中所出现的位置、存在的状态作硬性要求，这样“一刀切”，好处是看着比较规范，但却扼杀了学术写作的自由和创造性，极易导致赵先生所谓的“科八股”，“ 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述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或“学报体”等等僵化、刻板的学术文体。作文献综述的做法可以很多，这一点，赵先生也注意到了，“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的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第22页）
不同的做法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一个文献综述的好与坏？实难有定论。只掌握了重要研究成果，而未提及一般平庸之作，不幸这些平庸之作的作者若忝列评审委员，他就要表示老大的不高兴。然而，举凡一题目，自古至今、自中至西的所有研究论文、著作、演讲甚至未公开但可以搜集到的材料，都看过一遍，才能下笔，下笔时统统都提到，就是好的文献综述吗？这既不可能做到，也并无必要。犹记得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谈及自己的治史经验，就曾表示，自己做研究，并不是看完所有的二手资料才进行的，相反，二手资料如果装得太多，头脑里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很影响自己的独立思考、批判。而严先生的说法与作法，提示我们注意下述的区别。

此即体现在论著写作中的学术史考察，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工作的起步乃是始自阅读研究作品。何以故呢？一言以蔽之，学术写作的步骤、方法绝不等同于学术研究的步骤、方法。现在大学中的文史教育不甚理想，加上量（恶）化的学术生产与评价体系的刺激，大读特读近人、今人的学术作品等等“二手资料”而远离原典、一手资料的风气非常盛行。文学专业不通读中外文学经典，史学专业不通读《二十四史》甚至其中一部史籍者，在所多见。一篇以章太炎文学观为题的学位论文，作者可能未必读熟《章太炎全集》而有其一得之见，但对当代名流、学术明星的著作，网站上能下载到的相关论文，却可能滚瓜烂熟，甚至“熟能生巧，”巧而复制、粘帖入自己的文字之中。岂非本末倒置？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赵先生强调凡作一研究，必得有文献回顾，至于其做法，不妨多种多样，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的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而学术回顾之为必要，首先并不在于它姓“西”姓“中”，或姓“社”姓“资”，只是建立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之上，亦即“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第2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一学术领域的了解，还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无论是在研究中注明其所采用的前人的主要观点、说法，还是专辟一章节检讨既有之研究等等，既构成了学术工作的基本规范，也是学术工作者应该严守的职业道德。

而在我看来，文献回顾之于研究工作的切要，绝不仅仅是为了发表“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更关系着学术传统的绵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这是因为，一切学术，尤其近代的学术研究，最终都要落实在学术写作之中，因此，这些旨趣、追求，首先都要在正式、严肃的学术写作中显现出来。在学术写作中，自其所征引的文献（可以是公开出版物，亦可以是私人信件）、文献之批判（可长可短，有时甚至可以是一注释），至具体的文字表述，甚至标点符号等等，只有符合共同体拟定的作业规范，预告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才能为共同体所接纳，这还是就其消极的功效言之；而就其积极的一面来看，尚可以为同行、读者理解其研究节省时间，初步保证了可能的“对话”的有效性，而非无的放矢，避免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让学术传统得以绵延下去的因素、条件固然很多，但没有什么比学者的每一次的写作、阅读更重要。一个有尊严的学术传统，委实需要一代代的学术共同体去维护；一个学术共同体，最先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专业学者，其次需要他们能够充分熟悉、尊重彼此的研究，然后展开严肃、认真、细致的讨论，不断地提出新说，共同推动学术进步。而这一切，都要最终在写作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任一学术研究工作都要有文献批判、综述、学术史考察之类的内容的观点，就没有什么疑难了。

太炎先生的高足、国学大家汤炳正先生对赵先生的学术工作有一定影响。在赵先生眼中，“他（指汤先生——笔者注）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这又何尝不是赵先生本人学术工作的写照？几十年来，他为先秦文学、敦煌学、文献学等领域，贡献出一篇篇文献足徵、论证严密的专题研究论文，使人钦羡。也许是经历过1949-1979年间那种“极端学术”（这是一位友人的发明，不敢掠美）时代的缘故，与那种提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学风相反，赵先生一再申说着“有继有立”的重要性。察其所谓“有继有立”，似亦可谓“守正创新”，不过是说：凡为学，须先有继承，才能有所创造。乍听之下，固然卑之无甚高论，但使每一学者笃行之，谈何容易？

虽然并不容易，但每一个潜心向学、对学术有抱负的人，都应该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坚定地前行。

二、学术写作的引用问题及其他——答南京友人书

在《当明引，不当暗袭》、《网络时代的学术规则》等文中，谢泳先生曾扼要地说明过“明引”与“暗袭”的不同。据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见到某书引用一条材料，不去核查原始材料，却直接注了原始材料的最早的来源，用古人的话说，乃是“暗袭”。这当然是不道德的行为，必须“明引”，写明是从某书中“转引”而来。然而，谢先生或有所不知，在西方的学术规范中，就连化用他人的观点、用自己的文字表述，而不加注释，也被视作为“抄袭”，更何况原始材料？

显然，就学术写作中的引用问题之根本而言，没有什么“明引”、“暗袭”之别，只有“抄袭”与“原创”的区分。其所谓的“暗袭”，如果单单是说“转引”而不承认一项，则不甚容易判定。道理是很简单的。假如我经由某书看到一条材料，然后我去核查了原始材料，则不必注释同样引用了这一材料的某书。这是由于：首先、这一材料是公开的、可以方便获得的（这也是梁任公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一层要义）；其次、是我做了和我所见某书作者一样的工作，都查阅、研读了此一材料。更不用说，这也是符合近代（更准确地说，是18世纪的德国所形成的）学术规范的。

如果说明人、清人做考据，间或亦利用二手资料，可以一手资料不易得，做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降至近代，随着印刷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变革，图书文献资料的获得极为方便，因此，学者做研究，总要查原书（非是物质性意义上的原版书，而是其完整、系统的版本），查原始资料、一手资料，已成为不易之理。假如查不到，只有转引，若能查到，自不必转引，因为转引不仅容易出错，而且势必无法理解引文所在原文之语境，造成一定的误会，更重要的是，以文史研究而言，似只有独立准备史料、资料，反复核查原文，独立思考，并与已有之学术成果对话，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洞见；至于理论、方法之类，合则两利，似亦不必强求。这只要看一看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杨荣国，与陈寅恪、钱钟书、钱穆、吕思勉、缪钺、施蛰存等人的著作在今天的流传程度，就可以明白。

然而，有些稀见的原始材料，比如某人发现的佚文、某书的某一版本等，确是文献工作的重要成果。一般而言，其后利用这一佚文、版本做出研究的论著，都必须注释出此前的文献工作成果，也即原始材料的第二、第三重来源，而非其最早的来源。这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中也已是常识。譬如研究词学的学者，引用一部已经公开发表、出版的词话，本身颇难见到，但后来被收入唐圭璋先生苦心搜集、编辑的《词话丛编》而为学界周知，自当引用唐先生的《丛编》；有人此后又发现一部新的词话著作，在《词学》杂志整理发表，自当注明是引自某人整理并交《词学》重刊的版本。然而，近现代文献史料的辑佚，很多来源于报章杂志，早些年，学者须泡图书馆，摇胶卷机、吃馆中老爷太太们的脸色，而近些年来，随着这部分文献的电子化、数字化在海内外的迅速发展，已使得我们查考十分方便，因此，是否要求研究者在引用时必须注释其文本的第二、第三重来源，亦颇难有一律的标准。

不过，即便如此，如果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辑佚、考据成果，总以注明为好。这么做的理由有二：其一、学界默认研究者完成一个研究，必先做文献综述，定会注意到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这就包括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如未注意到，则是不合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文献综述”并非“西式论文”之必需品，而恰恰应该是任一研究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是否必须固定在论著的某一位置列出，当然是另一件事）；其二、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不单是如《孟子·离娄下》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意思，更是文献史料工作获得应有的评价、认可的前提。1980年代以来，举凡辑佚、校勘、版本、目录等专门之学，横遭偏重时髦理论、擅长“以论代史”的学者的无情忽视与贬抑，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认可，这首先就表现在：学者们较少直接引用这些专门之学的成果，而将某人发现的佚文、某书的某一版本，考证所得某一结论视如己物，其实不客气地说，那根本不是什么“暗袭”，而是赤裸裸的“抄袭”，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一旦“抄袭”，没有任何理由可讲，所以，西方的学术写作指南非常仔细地教大家注意，就连做读书笔记，也要使用各种标注，避免造成无心的“抄袭”之过。

更进一步，在我看来，在学术写作中诚实地、严谨地对待文献引用问题，也是重建健康、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的重要前提。认真、公正地评价学者们不同层次、形式的学术工作，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窃以为，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太多学者热衷于做官、经商，除了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政治力量的腐蚀，办学和科研资源被某一集团掌控，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们无法在自己所在的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应有的评价、认可，其工作几无荣誉、尊严可言。于是，他们不断拉低标准，向崇尚权力、财富的世人看齐，拼命做些“帮忙”、“帮闲”的工作，再从权力的增加、财富的累积中获得身份认同，一时没有能力反抗的人们，于是赠予他们“砖家”、“叫兽”等等的徽号，甚至不惜挥拳相向，进而作为一爆炸性新闻进入大众传媒，被再度消费。斯文扫地，莫此为甚。是继续加剧这一趋势，还是建立学术独立的传统？端在我们每一个为学者的作为。

作者附志：
     近日，“学术批评网”将迎来创办十五周年庆。十余年间，定期浏览此网站，已成为我生活、工作、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忠实的网站用户，深感受益匪浅；我本人也从当时才中学毕业的青涩少年，变成一躬耕于学术园地的耕夫，思之令人感慨。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值此之际，特奉上小文二篇，敬表贺意，也向主持者杨玉圣教授致以谢忱，希望网站能够克服困难，继续前行，吸引更多的学者来此访问、讨论，永远地嘉惠学林。
2016年1月30日王贺谨撰于沪寓

（感谢王贺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首发 201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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