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

----追思李少白先生(之一)

推荐追思李少白先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5月6日发布

（博主按：《当代电影》2015年第5期头条栏目推出《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追思李少白先生》系列文章，这19篇追思文章从不同视角度怀念李少白先生的为人、为学，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戴光晰、吕启祥、郦苏元、沈及明、陈犀禾、钟大丰、贾磊磊、戴锦华、高小健、赵小青、陈墨、吴小丽、丁亚平、陆红实、孙绍谊、秦喜清、李道新、赵卫防、石川。博主将陆续全文转发这些追思文章，资源共享。现在发布的追思李少白先生(之一)，《当代电影》刊发编者按，《有胆识重情义懂情趣》（戴光晰），《穿越光影写春秋——记中国电影史大家李少白之点滴》（吕启祥），吕文已经在今天的博客上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887671）

［《当代电影》编者按］

著名中国电影史学家、理论家李少白先生于2015年3月16日上午九时因病去世，享年84岁。

李少白先生突然仙逝，给学界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悲伤。众所周知，李少白先生在建构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开拓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后期，李少白先生参与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的编写工作。该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艺术类史书，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对时至今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和电影史学科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创办了电影研究所和《电影文化》杂志。1973年，李少白先生从“干校”被抽调回京，当时国务院文化组艺术研究机构（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电影组成立，由他担任组长。1975年，他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电影研究室主任一职。此后在改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电影研究所担任负责人。1980年，李少白先生主持创办电影研究所学术刊物《电影文化》（今《当代电影》前身），为新时期电影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少白先生致力于电影教育，是中国电影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创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并于1982年首次招收了电影历史及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3年，李少白先生又成为中国首任电影学博士生导师，1994年招收了国内首届电影学博士研究生。由他直接指导的硕、博士研究生近二十位，在各自岗位成长为顶尖人才，许多人在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研究领域做出重要成绩，而接受过他指点和授课的学生则难以数计，在学术上给了他们可贵的启迪。2005年，他应高等教育出版社约请，担任普通高等学校电影教材《中国电影史》的主编，这是该国家级教育专业出版社出版的首部电影学通用教材类出版物。李少白先生不辞辛苦，这些具体实践显示了李少白先生在电影教育领域的不断耕耘。李少白先生的贡献还体现在开拓电影学研究生学位教育的过程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电影学科体系的构想。这种从电影创作现实和理论现实的不足出发，同时从学科科学发展角度来建设电影学科的构想，颇具前瞻性和理论预见性。李少白先生在我国电影学科建设中占有无可比拟的杰出地位。

李少白先生学识丰富，思维敏锐，对新时期以来电影学术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78年后，他陆续出版《电影历史及理论》《影心探赜》《影史榷略》等著作，同时写了许多学术文章，凸显了在电影历史和理论方面的新探索，为中国电影学术研究的科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树立了不断探索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方法的典范。他广泛吸收中外各种学术思想和方法，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史学观、理论观、方法论，在电影学术领域影响深远，是电影学界一面高扬的学术旗帜。

由《电影文化》延伸而来的《当代电影》，与少白先生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毕竟《电影文化》是由先生一手创办的。李少白先生的突然离世，我们也感到万分悲痛。为了寄托哀思，我刊邀请了少白先生生前好友、学生，以简短的文字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追怀之情。

我们将永远怀念李少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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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胆识重情义懂情趣

戴光晰

我同代的电影人一个个离去了，前不久少白也走了，可奈何，又无可奈何！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相信会有一天，我们将在另一个世界相见相聚。

我与少白相识五十多年，20世纪60年代初就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那时不太熟，只知道他是从电影发行战线转入电影家协会不久，是来参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写工作的，还知道他没进过什么高等学府，是勤奋耕读，自学成才的。

“十年动乱”期间，编写电影史的三个人：程季华进了秦城监狱，李少白与邢祖文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当了靠边站的“逍遥派”。起先各派组织忙于揪这个，斗那个，没有注意到他和邢祖文。后来有一派组织忽然感到“大毒草”电影史不容放过，就贴出了揪斗李少白、邢祖文的大字报。李少白还能平静对待，不受惊慌，但邢祖文被吓倒了，他对我说：“我被揪出来了，怎么办？我想找马德波谈谈（邢最信任马德波），可你们的甘家口宿舍我不敢去，单位的人太多。”当晚我和马德波就到西直门邢祖文与李少白同住一院的平房去看他们，慰藉并支持他们。这件事令少白念念不忘，他曾好几次提起，认为我们能不怕惹事地去看他们，挺够朋友的。

1969年10月，我们都去了“干校”，我和少白分在一个班，从那时起接触较多。他是一个因“大毒草”电影史以及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等问题需审查清楚的人，而我已从原来的“积极分子”沦为不太听从军宣队、不与之配合的落后分子了。军宣队牛副政委批评我不好好“揭发别人的问题”，老和李少白以及一个曾在燕京大学专攻莎士比亚、历史复杂的老知识分子在一起。

当有关林彪事件的党内文件传达到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时，够级别的我和少白都没让去听文件，我们都淡然处之。我想将来个人档案里不会写下一笔：此人没有按时听文件传达。军宣队还不让我们参加夜间的巡逻值班，我们也很坦然，我想我们可以安稳睡觉，不必冒寒起夜了呢。

在“干校”，我们有苦中作乐的时候，我和少白都是“干校”小卖部的常客，常去那里买柑桔等水果吃。偶尔有个休息日，我们会约几个人步行十几里路去赶集，中午打一顿牙祭，改善一下生活。那时我们不敢妄想日后还有“复辟”的日子，以为我们会当一辈子耕耘农田的“五七战士”，会和几个知己相伴了此一生。

到了1971、1972年，有一些与“文艺黑线”没沾边或沾边少的人陆陆续续被调回北京去工作了。机会轮到了我们的一个好友——1964年大学毕业的王金国要往回调了。少白与我和马德波决定送她，少白买来一脸盆一条条小小的活鲫鱼，晚上收工后到我和马德波在“干校”的宿舍里，用自制的煤油炉煮了一锅鲫鱼汤，为王金国送行。少白和马德波喝着白酒，边吃边聊，这一锅鲫鱼汤的美味我至今难忘。离开“干校”后参加过不少华筵盛席，似乎再也吃不出当时的滋味来了。少白对团泊洼“干校”怀有深情，回京工作后，他好几次说要组织我们一起回团泊洼看看，但因种种事由未能成行，我依稀得知少白似乎还是回去过一次。

我们于1972年底同时调回北京，虽不在一个单位，但时有联系。我们家有好多柜当时所谓的“封资修禁书”，一般不外借，但少白来借还是慨然给他，日后他常说，很庆幸在文化枯竭的年代能看到这些好书。

20世纪80年代，少白主办《电影文化》时很有胆识，有创新意识，敢于发表有新视点的文章。1981年第1辑《电影文化》发表了马德波的题为《电影喜剧的命运——悲剧》一文，此文曾被收入好几个专集。

后来少白又主办了《影视文化》，1988年第1、2两辑的《影视文化》连载了马德波和我合写的《评水华的创作曲线》，这篇文章长达11万余字，一般理论杂志是不可能发表如此篇幅的文章的，但少白敢于打破常规这么做，令我们既感激又钦佩。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长影厂的《电影文学》经常举办笔会，讨论当时电影论坛上有争议的话题，少白和马德波几乎每一次笔会都去参加，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经常为坚持新的论点与人争辩。

少白很有文人的情怀，喜欢吟写古诗，种植花卉，他常说他养花的技艺不错，闲暇时他还打打麻将。他不刻板，不高傲自居，是一个随和、宽容、善于和人沟通的人。我们会时刻想念他，他的音容笑貌会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戴光晰，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0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