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半个世纪前和30年代老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2月3日发布

最近媒体报道一些领导机关举行党员民主生活会,使联想起半个世纪前自己参加组织生活的场景和当年的工作与生活。我1954入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8年留系任教,1960年组织上调我到学校科研部工作。这个机构党外负责人是学术权威钟敬文先生，党内负责人是党委常委,主管文的方铭同志（1936年入党延安干部,副教务处、胡乔木的亲妹妹），在同一个党支部内还有主管理科的张刚同志（30年代老党员,副教务长、孙大光的夫人），其后还有蒲安修同志(30年代老党员、彭德怀同志夫人)等，支部中像我这样的才有几年党龄的年轻党员还有方福康(八、九十年代曾任校长、党委书记)、童庆炳（现著名资深教授）等好几位，大体上是从各个文理科系中抽调来上来的年轻教师。

记得当时的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党小组会一个月有两次，除学习党章和党内文件领会中央精神外,主要是思想交心，开展相互帮助，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以自我批评为主，不管职位高低，在工作时和党内，一律以同志相称,从不带“长”字相称的，在党内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像方铭、蒲安修、张刚这样来自延安的老党员、老干部往往一个学期参加我们几次民主生活会，因为在党委会和常委会里,她们还有组织生活。这样的民主生活会一般是通过小组会方式进行，人数不多,便于交流。这是新老干部、年轻党员之间交流了解的好机会，经常举行这样的生活会,自然拉近了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之间以及年轻党员之间的距离。

那个时候领导联系群众的时间比较多,深入基层的时间也比较多。尤其在60年代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党委规定领导干部每学期要用1/3以上时间到基层(课堂和教研室)去。那是去班级听课或者参加教研室的会议是随机的，基层事前并不知道，因而了解的情况是真实的。

当时，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处理工作和业务学习之间的关系，怎样又红又专、怎样对待暂时的困难时期,常常是组织生活的话题。对我们这些来自各系的年轻党员，能够双肩挑的，领导上是积极鼓励的,目的是便了更好的了解第一线、不脱离第一线,并不是为多捞些什么“特权”。

当时对我来说，真正有时间来学习和研究的，是在第四单元，即晚上8：00-凌晨1：00的时间。有时夜里还加班开会,那就会后再学，深夜肚子饿了,就将烤干的“小二黑”的切片（困难时期食堂定量供应,将晚饭一顿中一个二两玉米窝窝头省下,在夜里充饥，否则顶不住），这样坚持下来,日积月累，倒也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还看了一些涉及文史政教学科的代表性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