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董伟、王文章、贺敬之、胡德平、冯其庸、袁世硕、李岩)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8月14日发布

   笔者受权转发中国艺术研究院于2014年6月21日举行的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上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他们分别是：董伟、王文章、贺敬之、胡德平、冯其庸、袁世硕、李岩。全文首发在《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4期第1-18页，感谢学刊责任编辑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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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伟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召开《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简朴而隆重地庆祝著名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６０周年。

李希凡先生求学之期，认真聆听杨向奎、王仲荦、萧涤非、冯沅君、陆侃如等名家教诲，废寝忘食、发奋苦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希凡先生大学时在《文史哲》杂志发表了《典型人物的创造》，这在青年学生中难能可贵。１９５４年，李希凡先生和蓝翎先生合作，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广泛关注。

６０年来，他辛勤耕耘、筚路蓝缕、终结硕果。李希凡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李希凡先生的学术研究有

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领域广。不仅包括红学研究，还有鲁迅研究，以及文艺理论评论等。

二是成果多。包括《红楼梦评论集》等著作在内的《李希凡文集》洋洋洒洒几百万字，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

三是价值高。李希凡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富有创新精神，诚如冯其庸先生所言：“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应该说，《红楼梦》研究改变成为新的面貌，就是从希凡他们的文章开始的。”文化部老部长王蒙先生也指出，希凡先生他们的文章代表了方法论的转型。这个转型还不局限于《红楼梦》研究领域，还辐射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里。李希凡先生的研究拓展了红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      

李希凡先生的主要红学著作有：《红楼梦评论集》、《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说“情”———红楼梦艺境探微》等，此外他还与冯其庸先生一起主编了《红楼梦学刊》、《红楼梦大辞典》等。李希凡先生还曾于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潜心研究鲁迅，完成了他的两本专著———《〈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此外，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８６年，李希凡先生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就现当代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问题，做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评论。先后出版了《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京门剧谈》、《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艺文絮语》等。他主编的《图说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中华艺术通史》也颇受学界和社会的欢迎。

李希凡先生治学严谨、矢志不移，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时候，１０年间始终没有停止对学术问题的思索，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严格要求自己，笔耕不辍。６０年来，李希凡先生勇挑历史重担、肩负学术责任、追求学术真理，兢兢业业、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学术业绩。

《李希凡文集》的出版，既是对李希凡先生学术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衷心希望，李希凡先生老当益壮，继续关注学术研究和文艺理论评论，关心青年理论人才和评论人才的成长，衷心祝愿李希凡先生学术长青、健康长寿。

（本文作者：文化部副部长）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王文章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尊敬的李希凡先生、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

今年是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我谨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向希凡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前来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１９５４年李希凡先生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作为一个“小人物”从《红楼梦》研究出发，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时间成为全国嘱目的青年文艺批评家。此后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展开了涉及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等多个领域的艺术批评，多次参加了尖锐交锋的思想论争，指导并参加我国艺术学学科建

设，有着不平凡的学术历程和辉煌的学术成就。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李希凡，是富有鲜明个性的，他也因此成为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不可忽略的人物。吴红在《评论家李希凡印象记》中说：“李希凡仍然是我们时代对文学有术高度鉴赏力，能对之作出真知灼见的评论，并取得了成就的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将其列为新中国建国后最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

纵观李希凡从事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的论著，有如下三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第一、永葆学者的求真精神，在文艺实践中提高、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通过观点交锋参加思想建设，珍视宝贵的时代契机，使文艺评论成为推动我们文艺与文化进步的力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希望李希凡在战斗的岗位上，拿起文艺批评的武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实践者，可以说李希凡一直都在为此在奋斗着、争取着。他不怕稚嫩，不畏艰难，坚信展开批评才是对观点不同的论者的最大尊重。坚信直面的批评才能有助于双方的共同提高，扭曲的或错误的批评需要在新的批评实践中加以纠正。所以，李希凡多次说：没有争论，就没有学术进步。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占有真理而不犯错误，希凡先生同样如此。可贵的是李希凡的文艺实践和学术研究，是在实践中修正错误，提高自我，不怕否定自我，勇于开展自我批评，通过严格的自我解剖不断提高自我，使文艺批评渐趋炉火纯青、浑然天成的境界。

第二、李希凡是学术研究与文艺批评的“务实派”。我们知道李希凡先生对于什么“家”的帽子从来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务实派的“有事做”和“做好事”。人们的印象中，李希凡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他却没有随风而去，逐云而散。战斗精神给了他从时代汲取来的气势和激情，内里要求的却是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希凡先生从大学开始就痴迷于马克思主义，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二者的结合使他成为学者型的批评家。

通观《李希凡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留下的辛勤耕耘的足迹。他通过丰富的著述证明了他虽然成名极早但却不是一个空头文学家。显然，李希凡先生的学术道路具有启示意义。他的著述，其内容丰富和思想深刻，足可以和专业学者媲美，可是大多数时候，特别是在１９８６年之前，他的写作都是业余创作———只能从繁重的编辑、领导岗位上下班以后才能运思、动笔。诚如希凡先生自述：“‘文革’前，我已出版过七本书，……这些都是业余时间劳动的成果……主要是节假日，通常都是星期六晚饭后开始写作，一直到星期

日午夜，夜间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可见，他的为人为学，是勤奋的。之所以勤奋，是因为勤奋背后的人生信念是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靠笔耕不辍来收获。即使是在“一夜成名天下知”之后，到１９６０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被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列为教学参考书，当时很多大学生兴趣盎然地“从头到尾研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评方面对青年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想，这才是李希凡之所以著名的原因，不是因为一次冲锋陷阵偶得浮名，而是戒除浮躁、坚持不断地努力与著文才成就了有影响力的批评家的地位。

１９７８年初“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以后，在绝大多数“五七”干校停办的时候，李希凡被打发到京郊“五七”干校。艰苦的劳动考验不过是再次经历一番精神洗礼罢了，希凡先生没有气馁，没有放弃信念，日夜写作，完成了《〈呐喊〉〈彷徨〉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完成了与鲁迅心灵对话的夙愿。身处逆境，专心为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显然这才是他的信心与信念所在。我认为，这也是他的幸福所在。第三、除了希凡先生有严格的自我解剖的勇气之外，他还有光明磊落、不计荣辱的胸怀、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作为学者的李希凡先生与许多人发生过论战，但他没有将哪一个人当作是难以释怀的“私敌”。

希凡先生在回顾２０世纪我国文艺批评的历史风云时，认为不要过多地去揣测背后的所谓“个人恩怨”和不可告人的“历史秘密”，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理论立场和对现实的不同态度。作为领导身份的李希凡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任职务，但希凡先生总有乐呵呵的笑容、随和平易的态度、无所不谈的热情，对青年学者他像长辈呵护晚辈一样充满爱护之情；在学术研究中，他文风朴实、实事求是、长于论辩，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姿态；在生活中，他是可以亲近的和接近的———喜欢文学，可以和他谈；喜欢鲁迅，也可以和他谈。说到学问，他时而专心倾听，时而议论点评，总是兴味盎然，展现出心无芥蒂的赤子情怀。我想这才是生活中真实的希凡形象。希凡先生曾说：“回顾历史，我的成长有许多曲折，但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现在有一种倾向是，在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时候，有些人故意神秘化那段历史，似乎背后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流言是杀不死人的。只要生活在群众中间，慢慢地让群众认识你，流言也好，谣言也好，不攻自破。”经历了多次论战多次风浪的希凡先生早已超越了荣辱毁誉的考验，大风大浪中走出来的他，依然是能够笑对人生的希凡先生，可以说他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期望和寄托。在此，我们也再次恭祝李先生健笔凌云，身体康健，生活幸福！

（本文作者：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贺敬之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我非常高兴，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李希凡同志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的出版举行座谈会。我衷心地祝贺《李希凡文集》的出版发行与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我与希凡同志认识差不多六十年，与希凡同志在《人民日报》共事，也已经五十年。虽然以我的水平很难透彻评价希凡同志在学术上的成就，但还是很高兴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因为身体不太好，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时间再交流。

谢谢大家！

（据６月２１日会议录音整理）

（本文作者：文化部原代部长、中宣部原副部长）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胡德平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非常荣幸能在这次大会上发言。北京曹雪芹学会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建会时间很短，但是每次我们开会或有活动的时候，希凡先生都尽量参加。虽然他年事已高，行动也不太方便，可对我们非常关心、支持，在此，我代表北京曹雪芹学会向李希凡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凡先生进行学术研究活动、文学评论工作已经有６０年，他的研究方法我是赞同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曹雪芹。唯物主义就是能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下面看到隐藏着的社会本质。《红楼梦》里讲家庭闺阁的琐事，也无非就是几个异样的女子，小才微善，书中表现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爱情悲剧。可是就从这些细微末节中，让我们看清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这样分析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看《红楼梦》，受益匪浅。

今年的５月２６日，北京卫视播了一个节目叫《一个法国人的红楼梦》，讲了法文版全译本的校订者铎尔孟先生，他在中国生活了４８年，参与创办了中法大学和中法汉学研

究所。晚年回到法国，住在巴黎近郊的华幽梦（１３世纪修建的修道院，后来改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用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与他的学生李治华一起来翻译校订《红楼梦》。那

时的院长夫人对铎尔孟做这件事的痴迷并不理解，铎尔孟在世时她并没有读到《红楼梦》，等到若干年后她看了书，才明白那本书最后是说“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

说的很可爱，但我觉得还是理解的。此外，这部专题片中出现了一幅图，铎尔孟先生生前留下的一幅图，画的就是香山一带的景象，上面有八旗营房。现在曹学会正在关注研究，

为什么香山八旗营房会出现在他为自己画的墓地图上？为什么镶黄旗和正白旗之间做了很多的标记符号？铎尔孟是否了解曹雪芹在香山生活、著书的很多情况？

另外，搞文学评论，中宣部、文化部要有正确引导。现在各种思想都在社会上传播，出现很多问题，对中华文化随意否定、任意恶搞，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乱象。这种现象不理

想，但是应该怎样进行文学评论？希凡先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已经有６０年，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遗憾之处。这使我想到历史、历史学是怎么形成的？历史学首先要从史料出发，还要有史考、史论和史评，最后才能形成史学。进行文学评论也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双百方针”提倡起来，没有严肃的史学观点，文艺评论也不会做好。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把握事物本质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评论时同样要掌握充分的史料，也要对各方观点有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公允地发表评论，避免“以史代论”和教条主义。只有有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评论，双百方针才能正确贯彻好，才会有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学术园地。

今天对大众讲传统、讲红色记忆，我非常拥护，但社会上对娱乐片、休闲片还是更欢迎，曹雪芹就说市井之人爱读“理治之书”的少，爱读“时趣闲文”的人多。这是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后人应从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其意义。最后，明年是曹雪芹诞生３００周年，不管有什么争论，希望文化部能抓住这个时机，争论的问题都可以在会上讨论。否则我们一次次放弃纪念曹雪芹的机会，我觉得是我们的损失。希望文化部要重视明年的活动，这也是对所有研究热爱红学、曹学的人的尊重。

（本文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冯其庸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各位领导、各位老朋友：

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李希凡先生举办了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巧，我是１９５４年８月到的北京，所以也是我认识希凡六十周年的日子。我在人大教授国文，当时人大举行全校性的中文竞赛，我被调去评审大一新生的作文。在评审总结时，我评希凡为第二，大家一致认同。由此，李希凡的

名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没有见过李希凡的人，后来才见过一面。

一段时间以来，有谣传说希凡的评红文章是上面指定他写的。我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人，也是当时亲身经历的人，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说别人借他的名字，写篇假的文章，都是不对的。而且他主要是在观点上表示不同意俞平伯等学者的观点，并不是对人。关于李希凡与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非常高，标志着《红楼梦》研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境界、方法、天地的形成。事实上，胡适、俞平伯之后，旧的红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旧红学研究基本囿于评点、本事的范围，胡适虽然在甲戌本等版本方面以及在曹雪芹家世方面做出贡献，进一步考证了家世说，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走下去，甚至认为甲戌本不如原本。他以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找到一些资料，也仅止于此，不足以像希凡与蓝翎先生那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开创红学研究新局面。李希凡与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旧红学走出来，走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前途。这是红学史不可回避的事实。

我是被动地开始研究《红楼梦》，当时受人民大学所派，要写两篇关于《红楼梦》评论的文章。写完之后碰到国务院文化处副处长袁水拍同志，我建议他可以做校订《红楼梦》的工作。希凡同志也是领导之一。从这开始，我们所走的道路，也就是希凡与蓝翎同志所开创的道路。由李希凡、蓝翎开创的研究新局面、新道路，还在继续，标志着我们自己的文化面貌开始。当然，现在文化这样广博，不可能一言已定，自然有很多人用别的方法，走另外的研究之路。但历史对过去自有评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自然会保留下来。从５４年李、蓝的文章开始，到现在新中国红学研究丰富的成果，正是在希凡与蓝翎同志开创的道路

上发展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文化部门能够继续大力发展优良的文化传统，每个民族独立于世，都是靠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来传承的成果。

（据６月２１日会议录音整理）

（本文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袁世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祝贺希凡学术研究６０周年和文集出版发行！我跟希凡认识已经六十五周年。１９５３年，我们从山东大学毕业，我留校，希凡选送人民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因为都在学校里，所以联系比较多。１９５４年春节过后，希凡来信。一是叫苦，苏联专家逼得学习很紧，还要考试，学业很重。二是说近来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错误很多，准备在春假中，和小杨（也就是蓝翎，杨建中）写篇批评文章。最近有传言说那篇文章是《文史哲》编辑部主动约稿的，我认为不是那样。因为５４年春节过后不久，希凡已经在酝酿。而当时《文史哲》还创刊不久，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人刊物，由山东大学文史哲几个院系教授在华岗校长的支持下创办的，发表的几乎全是内稿。另外，文革时期，我的老师冯沅君曾经向红卫兵写过一篇检查，讲到审阅当时《文史哲》编辑部送来的李希凡的稿件，说自己的政治觉悟并不高，所以并没有认为李希凡的文章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是认为文章还可以。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这个检查现在还在山大文学院资料室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多次进京办事，经常叨希凡的光，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也让我看过很多文艺演出，如１９５９年４月的《蔡文姬》。我看这个戏，收获很多，联系当

时建国十周年的热烈情况，特别是蔡文姬在最后一幕大声颂扬曹丞相的时候，我特别理解郭沫若为什么称蔡文姬就是“我”。文学创作的动机往往是多层面的。身为山东大学校友，希凡带给母校山东大学很多幸运。《文史哲》在文革后期最先复刊，就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过

问。百年老校山东大学在文革时期进行“教育革命”的旗号下遭到分割：济南的山东科技大学，文科搬到曲阜，还叫山东大学，生物系与部分物理系搬到泰安，并入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大学教师们有抵触情绪。希凡写进报纸内刊简报里。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山大搬到曲阜，又被疑为尊孔。这样山东大学便阴错阳差地重合复校。这件事关山东大学存亡的事，希凡的简报是起了大作用的。

１９６２年３月，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明中叶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针对茅盾认为中国文学没有浪漫主义，我认为明代中叶，中国的戏曲、小说、诗文中是存在浪漫主义的。希凡当时看到文章，立即写信鼓励。当然，对我的文章，希凡也有时表示不同意。比如我认为《西游记》中有反宗教的倾向，而希凡并不这样认为，他的意见往往可以促进

我进一步思考。

希凡文集的出版，大约有４５０万字。其中有关于现当代文学评论、关于鲁迅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洋洋大观，成就卓著，但没有收《红楼梦评论集》，大

概因为是与蓝翎合写。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当代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也没有收。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还是应该收。我们所作的任何成就，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当时都写过批评老师的文章。历史已经发生，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到底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是需要现在做反思的。我们需要尊重历史，历史的具体性与发展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承认过去，也要重新反省，以便在思想和理论上有所进步。

文集中没有收希凡论《金瓶梅》的一篇，那篇文章引用了俄国大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的观点：“文学的任务是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来”，评论《金瓶梅》缺乏文学审美意蕴，非常深切。这又是文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西方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中国古代的“诗教”说，都是一致的。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终身教授）

展现学者风采，永葆学者本色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李　岩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

尊敬的李希凡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学者：

首先，真诚地祝贺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

《文集》煌煌七卷，逾四百万字，真实地展现了李希凡先生著述的全貌，凝聚了李先生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通过这套《文集》，我们可以全面了解李先生六十年学术研究的历程和成就，了解他在当代红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卓越贡献，了解他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诸多建树，也可以清晰地了解他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遭际以及情怀，他的文化人生和心路历程。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旁观察新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风云，见证新中国文学艺术是如何在激烈的思想论争、理论交锋中发展前进。李希凡先生的学术生涯，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当代文艺评论、红学研究、鲁迅研究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等多个领域，硕果累累，其理论建树，可谓博大精深。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品格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不遗余力地推进当代红学的发展

５０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文化事业同样面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下的全面整理和重新认识的问题。李希凡先生勇于挑战权威与先贤，对《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

纠缠于繁琐考证与索隐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从而开启了对《红楼梦》深刻的社会内容、伟大的时代意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进行广泛而深入探讨的先河。此后，李先生在红学领域不断耕耘，撰写了大量的红学评论，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在不断地理论思考中提出自己的创见。耄耋之年李先生仍然在红学的百花园里笔耕不缀，着重研究《红楼梦》所塑造的众多典型人物。《文集》第二卷《〈红楼梦〉人物论》，对《红楼梦》中的６０多个典型形象进行了准确而透彻的分析，超越了以往同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是研究《红楼梦》人物谱系中最为系统、完备的成果。

二、坚持不懈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旗帜

新中国的文艺理论是在激烈的思想论争中发展前进的。李希凡先生认为，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的进步。李先生的学术生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和学术论争，作为一个

正直的、有良心的学者，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非凡的胆识和勇气，追求真理。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辨，敢于向权威挑战。在历次学术论争中，保持着独特的文艺批评锋芒。

难能可贵的是，从踏上学术研究之旅开始，几十年来，李希凡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旗帜。

无论是红学研究，还是鲁迅研究，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艺术评论，他的每一篇论文、评论、随笔、散文、序跋甚至每次讲话，都旗帜鲜明，个性独特。李先生在学术立场上并不与时俱进地赶时髦，而是勇于坚持己见，始终保持学者的良知与本色，保持文学研究的热忱与责任，这是值得尊敬的。《李希凡文集》的出版，对李先生而言，是他学术研究的全面总结和真实呈现，自然是一件喜事；对我们出版人而言，出版这样具有厚重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向李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的献礼，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使然。

在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６０周年之际，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学术创新之树常青。

（本文作者：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