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红楼” 幽深处--—读蔡义江著《论红楼梦佚稿》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8月11日发布

    同“红学”沾边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一书的。那是一部早在1979年就已出版,兼有知识性和学术性的著作,曾一再重印,发行量高达六、七十万册。笔者在十多年前也是受到此书“启蒙”的红学爱好者之一。当时头脑里僵化的束缚还未解开,往往认为“反面人物”不能为作家代言,当读到蔡著对宝钗螃蟹诗“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评析,道是此联锋芒对准现实、讽刺辛辣,而宝钗于世情练达,不仅写得出,且无意中又何尝不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嘲讽呢!此类评析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启示读者去体察人物的复杂性和诗词的隐喻性。

    新出版的这本《论红楼梦佚稿》中的文章,有不少在前一本书著述的同时就已酿酿和发表,如《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大观园女儿的哀歌》等。前者是前书的代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论述《红楼梦》中诗词曲赋最为全面、切要的一篇。蔡义江同志的“治红”从诗词曲赋“切入”不是偶然的,因为诗词于他原为“本行”,长期从事唐宋诗词的教学与研究。记得他曾十分诙谐地说自己是“红糖(唐)协会的,即既参加红学会、又参加唐诗和唐代文学研究会。这句玩笑话无意中道出了他治红的特点,犹如围棋有两个“眼儿”就活了一样,蔡义江同志之对《红楼梦》中的诗词有许多精采独到的见解,同他诗词方面沟学养分不开；而他的目光之射向“论佚”,我以为也与此有关。因为《红楼梦》中诗词的一个重要特性便是“谶语式的表现方法,这种特殊现象为其他小说中的诗词所无。而且,在《红楼梦》中不限于诗词,曹雪芹喜欢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人物的遭遇、归宿,预先通过各种形式向读者提明或暗示,有时用判词歌曲、有时用诗谜谶语,有时用“千里伏线”,无意中“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脂评语)。作家在落笔写一件事、一个人时,总是胸中有全局、日光贯始终的。《红楼梦》小说在写法上的这一显著特点使探究佚稿成为可能。作为本书主干的一组“论佚”文章,便是蔡义江同志在这方面思索探考的成果之集结。

    关于佚稿,蔡义江同志在当代学人中是较早的研究者之一；而在近年的“探佚热”中却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不趋时、不凑合,自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他以为对佚稿,探,必定有所论,自己更着重“论”,“要有足够的证据、客观的态度、谨慎的推断、思路的逻辑性和结论的合情合理”。也就是说,探佚是科学研究,而非创作想象。本书中的论佚文章便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不论是写得较早的《“贾府遭火”辨》、《“警幻情榜”与“金陵十二钗》、《刘姥姥与贾巧姐》,还是近年修订的《鸳鸯没有死》、《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都贯穿着这一科学态度。其中用力最多的当是《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一文,文中固然提出了这方面的情节梗概,更多的篇幅则用来论证此种判断的依据,列出八个小节迸行详析,运用了小说本身、脂砚评语、明义题诗等各方面的材料。从“眼泪还债”、“潇湘妃子”的含义,到判词曲子的预示“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的旁证。以至于全书中有关情节所透露的消息,无不加以细心爬梳、审慎论析,推知林黛玉悲剧的性质并非单纯由干婚姻不能自主,她的泪尽夭亡更有深远复杂的原因,“金玉良缘”是黛玉死后的事。

    读者不一定对林黛玉之死都作如是观，但这样的思考和探索无疑地能够启迪心智、开拓思路。笔者也是爱读探佚文章的,那原因并不单是为了好奇,而常常是想从比较中深化对曹雪芹创作思想的认识,并验证自己对前八十回人物和构思的理解是否准确得体,分寸得宜。正如蔡义江同志所说“不是为探佚而探佚”,应该论述作家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它的意义何在,“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可以汲取哪些有价值的艺术经验”。可否这样说,蔡义江同志论佚文章的价值固然在于他对佚稿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更在于他这些见解的根据和论证的方法。人们或许不见得都同意他的结论,却同样能从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中得到启示。这或者倒是合乎蔡义江同志写此类文章的初衷的,因为他并不热中于重新续作,而主张深入探讨,从来认为创作和研究是两码事。

　　在红学研究中,蔡义江同志总是希望能把评论、鉴赏和考证、资料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提倡写评论的应看点考证文字,搞考证的应当关心评论情况。这样可以避免沙上建塔式的瞎评和不着边际的考证。十多年来,他反复申述这一主张,收入本书的头两篇“述评”性文章和最近在学刊座谈会上的发言都讲过同样的意思。他自己的文章便贯彻了这一主张,力求将两者结合。如《“警幻情榜”与“金陵十二钗”》基本上是一篇考辨文字,辨析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合回的一条眉批.“树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认为“树处”二字应是“副册”二字的讹写。“副”的草写,不但形近“前”,也近“树”,同时在抄本中也常省写作“付”的,与“树”也有形讹的可能。“處”在书写中常省作“处”,如果“册”字写得笔划歪斜潦草,也就容易错看为“处”。这条批语的含义应理解为“副册”中第一、二、三、四名女子的“芳讳”未确,欲知究竟,要待看过“情榜”方知。因此“三副册”“四副册”并不存在,金陵十二钗只分上中下三等册籍,余者无册可录。副册和又副册亦不必呆板地一一写出,只举起首代表以概其余。上述考辨论断不是孤立地提出,而是多方审察、全面分析得出的,首先是依据宝、黛的性格特征解得情榜中对二人评语“情不情”、“情情”的含义,同时又统观全书所写女子的身分、地位以推求载册及排列的规律。因而虽是考据辨讹,同时也作了大量的分析评论。又如《鸳鸯没有死》一文是推考鸳鸯结局的,全文不作空论,脚踏实地地从书中有关描写列出可能有的若干种结局,根据情理、逻辑及相应脂批材料,用排除法论证“鸳鸯的命运只是终生不嫁”,很可能是《十独吟》所咏的十个独处女子之一。“鸳鸯的名字,也与贾赦一样,是作者有意取反义而设计的：大恶不赦之人,偏偏叫‘赦’；名为‘鸳鸯’, 其实是永远不成双的。”象这样以考辨作基础的评论比泛论扎实,更能见出《红楼梦》的特殊写法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蔡义江同志为文的又一特点是深入浅出、嘉惠后学。这本集子里论题的涉及面颇广,除上述“论佚”为其主休外,有研究述评、有著作权讨论、有红学史论,还有短评、札记、资料等。不论哪一类文章,均无空疏之弊、艰深之虞,于明白晓畅中使人得其要领。这恐怕同蔡义江同志娴熟的讲课艺术有关,常遇见听过他课的学生,不论青年或成人,提起蔡老师讲《红楼梦》,往往一连数小时,娓娓动听,令人终日不倦。也许是长期的教学实践影响了文风,自然注意到读者对象的可接受性。甚至连本书的附录都可以看出为读者着想的用意。某些文章之后附录相关资料或讨论文字,全书之后附录《脂评选编》和《甲戌本凡例校释》两种,凡此都可为读者提供不少方便。

  《红楼梦》不是那种一览无余的书,经得起长期研究,可谓言虽浅其意则深,辞虽微其旨甚远。蔡著常能由浅及深,烛隐探幽,引人人胜,仿佛架起了一条通向“红楼”幽深之处的桥梁。当我们通行留连于桥上之时,自不能不感念架桥人的辛勤劳绩。

    红学界的同志,多有介乎我师友之间者。论学识,应为吾师；论交谊,又可称友。蔡义江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既如此,以上这些话倘若走了板、错了榫,无论为师为友,均可包涵。末了,还有一点遗憾,蔡义江同志近年公务冗繁,少有写文章的时间,这是私心常为之惋借的。在未来的岁月中,不知能补偿否？

（写于1990年4月，原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辑第261-265页）

照片7张翻拍自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