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寻亲人去了

黄安年文   晶报2011年2月22日首发，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2月2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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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安年（后）与何兹全

　　何兹全，照于2008年。

 ○黄安年

 编 者 按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百岁学术老人何兹全2月15日在北京逝世。在长达80年的学术生涯中，何兹全先生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先生是何兹全的学生、朋友、同事，他们相识超过半个世纪。何兹全先生逝世后，晶报特约黄安年先生撰写了以下追忆文章，今日刊出，以表怀念。

北京师范大学硕果仅存的世纪学术老人何兹全先生今年2月15日离开了我们，他今年整一百岁，1911年9月17日生于清宣统年间。去年9月学校刚刚为他举办了百岁华诞的纪念。百岁学术老人走了，虽然自己已有些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今年元旦前夕历史学院举行迎新年聚餐会，我先去他家中看望，见屋里无人答应，估计又是在262医院住院了。后来院里有老师告诉我，这次和往年冬季一样也是保护性住院，我想也许先生还可以闯过这一关。又有校友告诉我，前几天去医院看望过先生，已经没有什么精神了。我嘴上虽说不至于吧，但内心还是很为先生担忧，想过两天去医院看望他，没想到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心里极其懊悔。

2008年7月的一天，我在小红楼见到先生，看上去精神还好，已经不再提及独子何芳川和师母郭良玉老师先后病故带来的心灵创伤。先生说：“怎么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我说：“又去美国了”。他问我，“你多大了”，我回答说：“已经72岁了”。他说，“怪不得见你的两鬓都有白发了，我印象中你还是年轻小伙。”我说，“岁月不饶人，半个世纪前听您的课，我们都没老，现在我也不年轻了。”我问先生是辛亥起义前还是以后诞生的，他说：“我还属于遗老，现在系里和学校里数我的年龄最大。”我说，您多保重，比起当年百岁老人钟敬文来说，您还得努力，相信会创造新纪录的。在学校上世纪90年代宣布的几位资深老教授名单中，白寿彝先生2000年走了，钟敬文先生2002年走了，赵光贤先生2003年走了，启功先生2005年走了，陶大镛先生比您年龄小多了，他现在住院多年了，您现在是老一辈的资深教授中唯一健康的，您会健康长寿的。他微笑地说：“希望如此，创造奇迹”。的确，只要心中有目标，是会创造奇迹的。知名老专家的健康长寿是学术界的幸事，何先生既没有像启功先生那样在晚年还当书画文奴，终日不得消停，也没有像钟老先生那样近百岁高龄还要赶“农忙季节”论文答辩。

2009年7月，连续40天的高热伏天对于老先生来说，是很需要当心的。当月15日我到学校附近262医院住院部病房探望先生，他正在打吊针，见我来看他，露出笑容。何先生后来问我：“安年，你知道季羡林、任继愈走了吗？”我说，知道，全国都知道了。他说，我和他们太熟了，他们走了，我要去看望他们，不让我去心里不好受。”我说，“何先生，您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不过您确实不能去，您身体好了，他们在天之灵也会心安的。”他说：“季羡林只大我一个月。”我说，“在中华书局聘任的6名顾问中，您和季羡林都是98岁，任继愈先生还小您5岁呢，现在您是几位顾问中年龄最长的了，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老先生点点头。话题又转到其它方面，先生问我身体怎样，我说您看呢。他说，“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您猜？”他说，“五十来岁吧。”我说：“记得55年前在北师大历史系上大二的时候，是您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史这一段中国古代历史的，您说我今年多大了?”他想了想，笑着说，“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年轻人，永远年轻。”可以看出，老人对年轻的羡慕心情。

2009年9月3日在先生九九白寿喜庆之际，我和老伴到老先生家中贺喜。先生精神很好，他看到我给他带来的8月26日在小红楼外为他拍摄的照片，高兴但略有不满意：“怎么我的嘴张开了。”我说，那今天给您照张嘴闭着的照片好了。他说：“阴历七月十五日是我的99岁生日，在史学界现在我的年龄恐怕是最大的了。”这一天拍的照片效果很好，洗出送去后，老人很满意。

我认识何先生有半个多世纪了。1954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5年何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段，他那时穿着西式夹克衫站在讲台上，娓娓动听地讲授魏晋封建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上教学第一线为我们讲课的还有白寿彝、赵光贤等一批知名教授。先生总是热心和学生打成一片，记得1958年初除“四害”运动时，他和我们一起在紫竹园里鼓声齐鸣轰赶四害之一——麻雀。他在我们学生印象中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有求必应。

1958年我毕业留系任教，有机会和先生在一个系里教学共事，从那时起我对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1964年我和老先生一起来到陕西西乡县杨河公社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接受再教育，他在社里体验生活，我则在李家沟大队参加社教工作。那时在农村的艰难生活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文革”开始时我一度和何先生、白寿彝先生和赵光贤先生被关在北师大学生公共洗浴室的牛棚里，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写交代揭发材料，那时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我则是“修正主义苗子”，后来为“区别对待”，我进了“学习班”，只是常在劳动时照面，只见他低头不语，埋头干活，也生怕连累了我，其心情可想而知。

记得先生的夫人郭老师和独子何芳川在世时，我去他家总听到欢声笑语，有时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要起身告辞，先生总说再坐一会儿，有时干脆让我陪他们在家里吃家乡饭。山东荷泽老家的家乡饭，全是粗杂粮，很少鸡鸭鱼肉等荤菜。90开外的老先生一家，其时不请保姆，先生有时自己骑自行车上校园副食品商店购物，还经常在校园里散步打拳，早晨遇到比他长两岁的我的岳母，还相互交流健身经验。我想先生的长寿和他健康的生活方式、圆满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常对我说，“我们家出了两个历史系主任，一个是北师大的系主任，一个是北大的系主任（指其独子何芳川）。”近年来，先生的精气神慢慢地差了。在创造了世纪老人奇迹后，先生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在闲聊时我说：周有光、雷洁琼老人已经104、105岁了，您比起他们来说还不是年龄最大，您的健身长寿还有追赶目标呢，他笑而不答，把话题岔开，也许他觉得需要去寻找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去了。这次先生真的去和他的亲人相会了。

百岁学术老人何兹全先生的离去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来说，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发展史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写于2011年2月17日

     简介

     何兹全，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短期赴日本留学。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著述颇丰，包括《魏晋南北朝史略》、《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