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初写日记时

 

子  张

 

康健先生：

蒙惠书，迟答为歉。

先生从教之余，专事“日记”研究，令在下十分倾慕。所拟“征答信”十条，足见苦心，谨遵嘱奉答如下：

 

一、您是从何时开始写日记的？至今共写了多少本多少万字？

说来可笑，我写日记始于“造假”。

那大约是1977年9月，我16岁不到，高中二年级刚刚开始。此时虽说是“新时期”了，但除了“抓纲治国”，做事情的路子跟前几年也还差不多，所以我们这新学期仍然是到附近的农村劳动，修路，具体干得怎样，模糊了。但劳动结束后得到了“曹东大队革委会”赠送的“5图塑料压膜日记”本一个，扉页用毛笔题了“叶帅”《攻关》诗一首：“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写日记的念头就此萌生。但想到过去的一年，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感觉实在很需要有个记录，可事情过去了，当时却没想到要记下来。怎么办？只好补写，于是根据记忆从1976年1月1日开始补起，把“毛主席词二首发表”、“周总理逝世”、“天安门广场事件”直到朱、毛逝世这几件“大事”罗列了一遍。甚至为“粉碎‘四人帮’”补写了一阕《忆秦娥·庆胜利》的“词”（当然不合格律）：“神州舞，英雄铁臂扫白骨。扫白骨，清除四害，人人大快。人民大众开心日，王张江姚哭旧符。哭旧符，黄梁再现，彻底破产。”

或以为“文革”刚结束，一个中学生就会写诗词，似乎也还不简单。实际上写不合格律的旧体诗词正是那个时代的摩登文体，搞“大批判”除了大字报，就是这个，基本词汇无非就是“山河壮丽”、“导师英明”或者“面目狰狞”、“用心险恶”。所以《天安门诗抄》里头也多为旧体诗词。

日记补到8月21日，又写了一首所谓《满江红》：“导师遗嘱，直飞到，天涯海角。望全国，扫清乌云，神州欢腾。革命跨入廿世纪，四化勇跃献才华。喜邓副主席重新来，欢起舞。看西伯，有极熊；观国际，黑虎多。这许多魔鬼，哪能依靠。革命百年成与败，还靠自己钻科学。愿各族人民大团结，同建国。”

少年“先锋”，可爱如此！

然后是重读“毛选”的笔记，也常常以诗或词的形式补写，间或有一二则外出游玩的纪录。到十月中旬，终于坚持不下去，这始于“造假”的日记就此结束了。

直到八十年代才较为正式地写日记，但也不是绝对坚持，积累到现在究竟有多少字，无法统计，只能说有那么七八个或十来个本子吧。

 

二、在多年的日记写作过程中，您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写日记，似乎从未做到“精心”二字，倒是开始时的“造假”十分认真，大概那是个类似“仪式”的时刻吧。由此可见，“认真”做的事，未必是有价值的事——譬如“造假”。

 

三、围绕日记，您有什么值得乐道的故事？

在旅途中写日记，有时会伴随激情，故而印象较深。巴金《随想录》影响甚大的时候，有一次我从泰安坐火车去济南，无事可做，就在座位上拿巴金与鲁迅作比较，想到他们都选择上海筑家，而没有留在京城，似与其社会态度有关，当即洋洋洒洒地挥写。火车到了济南站，一篇日记还没写完。

2000年4月，我去上海“朝圣”，短短几天之内登门拜访了四位我曾经十分佩服的文坛耆宿，自觉十分满足，可回到家里只写了一小段“上海日记”，匆匆留下一点印象。这反映出我写日记的一个习惯，即不太喜欢在日记中精雕细刻，也就没有把日记作为正式文章去经营，对我而言，日记差不多只是个生活的“账本”。

而生活更多时候不是戏剧，也不是电影，或小说，只是散文随笔而已。所以“乐道的故事”实在难说。

                                  200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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