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泰华侨诗人陈颍杜和他的诗

子  张

 

人生易老天难老，

世事无常心有常；

黎敦最是迷人处，

曲径通幽见异香。

这是我读了旅泰华侨诗人陈颍杜先生的两部诗集《静静的湄南河》和《爱的时光》后留下的印象。

打开《静静的湄南河》，第一首诗就是《在黎敦山上》。通过注解，知道黎敦山是泰国北部的一座山，诗人登此山，然后有此作。和历来的登山诗一脉相传，诗人由景及情，写自己在山顶发现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普通人间有所不同的、为人们日夜向往的世外桃源。诗人的感慨、兴奋，透过“深深呼吸仙液似的空气”“轻轻地移动脚步”这些语言款款流露尽至。因此我以为：《在黎敦山上》这首登山诗的抒情结构似乎正象征着陈颍杜诗歌世界的两个相互映衬的层次，一边是对置身其中、纷扰浮华世象的忧叹，一边却又是对永恒之爱、幻美之境的倾情吟唱。

陈先生的这两部诗集先后于前年和去年秋季收到，装帧设计清丽淡雅，如清风扑面，令人喜爱。教务之余，多次拜读集中数十首抒情短诗，读时既没有顾及排列次序，也没有抱着赶任务写评论的目的，久而久之，若有心得。除了上面的“两个世界”的印象，还对“诗的本质”有所思索，觉得这些诗醇厚质朴、浑然天成，倒像是回到了诗的源头。

后来注意到《静静的湄南河》的目录编排，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第一个印象。这部诗集分为四辑，前二辑小标题分别是“爱的时光”和“风的梦想”，后二辑小标题则是“在曼谷大街上”和“礼拜堂内外”。不正好是“情怀”与“世象”两个不尽相同的抒情层面？当然，仅从标题判断难免有误，甚至可能由“曼谷大街”“礼拜堂”这些字眼联想到曼妙多姿的异国风情。那么，还是从诗作本身观察为好。

实际上，《在曼谷大街上》是作者为数不多的“组诗”创作，包括十二首写实性、讽刺性的自由体短诗，分别以“路边大排挡”、“的士”、“小店铺”、“广告牌”、“跨国超市”、“空中电车”、“街上卖花的小孩”、“汽车”、“电杆上的燕子”、“五星级酒店”、“街边卜卦者”、“中秋节日”为题，几乎囊括了任何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都具备的纷然杂陈的生活要素。从常理上说，这些生活要素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评判，因为它们都是城市市民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怀着感恩的心情赞美它们是合理的，而如果诅咒它们则必有特别的背景或原因。在人类社会，这所谓“特别的背景和原因”也仍然是人与人的“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营的普遍规则，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早已描述并诅咒过的。泰国虽是信仰佛教的国度，看来也无法绕开弱肉强食、金钱至上的社会规则。

“路边大排挡”固然是“穷人向穷人讨生活”的小买卖，“的士”也不过是城市穷人挣口饭吃的工具，而“广告牌”，“大的占有半边天/小的穿孔插空 星罗棋布”，则“都在引诱人们口袋/引诱人们上当”，诗人最后这样为之定位：“这是城市的维他命/养育城市的有钱人/与无产者无关”。“五星级酒店”令诗人发出喟叹：“不要埋怨社会不公平/公平就没有五星级酒店”，在另外一首《金钱自述》中，诗人更是揭示了金钱“投机分子”的特性。

第四辑“礼拜堂内外”中的愤怒更多指向了经济生活以外的政治扒手、投机分子或国际小丑。自然，这类诗并不好写，容易流于说教和表面化，而除了个别诗章较为直露外，这一辑中的大多数篇章仍然是形象化、意象化的，具有一种寓言诗的味道。譬如《生活写诗》一诗，以各类“低级动物”的丑恶表演和一群自由飞翔于天空的小麻雀进行对比，有所寄托而予以读者想象的空间，篇末“在曼谷选举日”的小注似乎也能给读者提供某种参考信息。

自然，社会也罢，自然也罢，人心也罢，虽有其浮华、黑暗的一面，而其向真、向善、向美的本性，毕竟具有更为强大乃至永恒的动力，诗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如先知一样向人们传播爱和美的信仰，以使人类永不放弃希望。在这方面，我觉得陈颍杜先生的抒情短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了。“人生是一首诗/充满活力 爱情 欢乐/每一句都闪烁着幸福/每一个字都要留住//人生像一朵花/开放时绮丽灿烂/花也会凋谢/每一时刻都珍贵无比”，这是《人生》；“杞人忧天/欢乐离你远远/天塌下来当被盖/欢乐同你共眠”，这是《欢乐》；“忘记它/压在心头的只是空气/想着它/空气也会把人压死”，这是《忧愁》；“远处钟声连续/人们默默地在/向主祈祷/祈求地球安静/人类和平//神的爱是否已光临/黎明是否到来/圣火荣光普照/但愿在此平安夜/钟声继续敲响/打开人们心灵/带给人间安宁”，这是《平安夜》。然而我最欣赏的还是《蝴蝶》一首，诗人看到一只蝴蝶翩翩飞到诗人的书房，“有时停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封面/有时又站在《鲁迅全集》上养神”，诗人不禁为之倾倒，愉快地、天真地猜想：“可爱的 原来你也想当/作家诗人”。然而接下来，诗人还是从蝴蝶的位置出发，善意地劝告这只蝴蝶：“劝告你还是回归自然/回归大自然/去享受有限生命的自由/不要图恋人间烟火/都是钩心斗角无日安宁”。一时之间，诗人似乎忘记了即使是自然界也同样存在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问题，而只看到了“有限生命的自由”。

不过，这种天真、自然、毫不做作的诗歌姿态，倒使人想到了诗歌的源头。那种质朴、稚拙、率真，那种丝毫想不到修辞而仅靠诗歌的本质力量打动人的东西，不正是存在于最早的诗歌里头吗？现在，我从陈颍杜先生的诗里也发现了这些东西，突然感到久违了的清新、天然重新回到眼前。那么，为什么那些读过很多书、受过科班的教育、一心想造出世界上唯一漂亮句子的“专业诗人”反而把这些东西丢弃了呢？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陈先生不是科班出身，不是根据已有的诗歌模式去写诗，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最善于“创新”，他为了生计经营了一辈子商业，六十五岁才“弃商从文”，他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心去写诗的。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者，是也。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自己与陈先生偶然相识的愉快经历。前年秋天，在重庆参加西南师大新诗研究中心举办的世界诗学论坛，最后一天我们同台坐在一起，陈先生主持，我担任点评，彼此才开始交换名片，有了简短的交谈，他的谦和与儒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参观时我们还曾同桌吃饭，并且拍照留念。再后来就收到他从香港寄来的著作，从这些书的前言后记中，才知道陈先生六十五以前艰苦创业、六十五岁以后弃商从文的传奇经历，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但是细细琢磨陈先生一段话，我还是理解了他，而且自己似乎也从中悟出了某种道理：“1996年我进入65岁时开始反思：人的生命有限，有限的生命如何使用才不浪费？在商场拼搏了数十年，难道就为了财富而劳碌一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生命太没有意义了。我决定把企业领导权全部移交妻子，又辞去社会的繁琐职务，把身上羽毛抖干净，排除一切干扰，弃商从文，拾起荒芜了半个世纪的笔杆，专心一意去圆少年时的梦——写作。”

这就是一位七旬老人对生命、对写作的透彻洞明的参悟和理解，也应当是对于他所撰写作品——无论是诗还是小说还是自传的最好的一个注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的确常常迷失在自己建造的城堡之中，想活得明白一点，最好还是激流勇退，以使自己与城堡保持一段距离。

 

                                       丙戌年正月初四完稿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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