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科技部召开的一场会议，尽管在科技类日报上使用了“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将有重大变革”的题目，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般媒体的很多关照，即便在科学人扎堆的科学网上，大家也是小范围说说而已。

而有关科研经费的滥用，包括探讨“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这样的题目，却时常在坊间发酵，也总能得到更多热议。

即便如此，必须看到科技部的动议——不再对人力费用占科研经费比例具体限制——是多年来科研人员探讨最多的一个话题。 

人头费改革

10月17日，在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召开“推进‘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改革视频会议”上，科技部计划司司长王晓芳介绍，科研项目不再要求细节目标，考虑参与者的创造性劳动，让科研人员能更自由地发挥和创造。而财政部官员的说法则是：“......强化课题承担单位法人责任，建立便于问责的经费管理体系。同时，增加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解决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等问题。”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抱怨科研经费管得太死，在科研经费中能用于人员劳务支出的比例太低。另一方面，科研活动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期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申请课题和批准课题时的研究程序、方法、原料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花钱的数量、比例和时间节点都可能出现调整。而按照现在的管理体制，只要发生了变化，就很难正常报销。加上科研经费经常有延期支付的现象，这就导致花钱必然要晚，而报销的时间节点不能改变，那只好让票据符合时间节点了。

过低的人员经费，加上“逼良为娼”式的票据报销规定，再加上过低的基本工资，自然就要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采取报销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开销甚至是收入问题。不用问，这一点正是“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这样的文章所诟病的现象。

而同时，为了解决（符合制度规定的）花钱的问题，各个科研单位普遍产生了仪器购买热忱，即购买大型仪器和耗材来花掉不能用的钱，至于仪器应用效率是否足够高，那只能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了。

如果科研经费中的人头费提高，使用过程中的刚性因素大大减少，这是否是对上述现象的解决之道呢？刚性规定的减少，是否反而会让现在用报销形式解决个人花销的现象变本加厉呢？

共同体的逻辑

如果了解科学研究的规律，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科研过程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本性决定了花钱不可能事事得到规划。那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乱来，都可以把本该用于科研的经费给自己发了工资或津贴呢？事实证明不会，原因在于科研活动对仪器设备和耗材本来就有天然的刚性需求，只是这种需求难以严丝合缝的事先一一规定，而更重要的是，科研是科学共同体的智力活动，一个课题组做了多少工作，取得了多少成就，这些成就是否是在比较低的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取得的，其小同行们眼睛往往擦得雪亮。

换句话说，你就是把这个钱都让科学家来“挥霍”，他也不会乱来的，如果因此做不出成果来，下次还能如何申请科研经费？

也就是说，只要你真正让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更好发挥作用，让荣誉精神贯穿着科研工作的始终，加上对不轨行为的重罚，本来就无需担心科学家们会乱来的。

但现在的问题也恰恰在于，科学共同体能否拥有这份“自治”？如果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取消掉大多数刚性需求，如果对科研人员的结果给予足够宽容，但裁量权把握在行政官员或少数并非是同行的大腕科学家手中，那结果究竟如何就不好预期了。

大项目冲动

而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科技部计划司司长王晓芳介绍，国家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很难借助某个项目或课题解决，只有整合成重大科技专项，才能系统解决战略性产业中发展的问题。由此，科技计划必须聚焦重大专项。

就是在这个语境中，王司长表示，科研项目不再要求细节目标，要让科研人员能更自由地发挥和创造。

虽然针对自由竞争的，基于探索未知的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增加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解决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确实人心所向，但对于重大科技专项中是否能这么做，笔者仍然持保留态度。

原因很简单，一个动辄上亿元的项目，涉及的组成部分十分复杂，参与的科研人员众多，而既然成为了大专项，通常会有比较明确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效率和管理成本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了机动灵活性。而且，项目一大，实际上资源必然集中在少数官员和首席科学家手中，如果不要求细节目标，不强调经费管理刚性，可以相像，其中可以“操作”的空间恐怕就会大大增加。

实际上，随着2009年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近年来科技界像其他领域一样，大专项不断增加，项目金额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观，当我在MIT与美国科学家聊起中国这些高投入的大专项时，听者中吐舌头的人不在少数。

用官方的解释是：“只有整合成重大科技专项，才能系统解决战略性产业中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大专项可以解决国家需求。

看起来似乎如此，但细想一下，国家需求是永远数不尽的。任何一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如果仅仅就是说有什么需求所以需要花上几个亿，决策者不气死才怪。举例来说，凭什么你就说应该先登上火星而不是水星？难道火星比水星能满足更大的需求？

非也。先登火星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各国科研工作和探测工作作为基础。换句话说，即便把需求摆在那里，也还是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我能满足这个需求。
    这也就是笔者在其他文章中说的“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有证据。如果证据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已经有文章发表了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的赶超战略的依据。”
     也就是说，大专项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更容易走赶超的道路而非原创性的创新。但既然大专项难以实现原创性的创新，既然这些大专项监管更加困难，既然在总体科研经费增加不多而大专项的不断增加可能会意味着竞争性的小项目减少或增幅变小，既然科学界对于大专项的抱怨不绝于耳，那么为何科研决策者对大专项的喜好一直在有增无减呢？
     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集中力量，确实更加容易形成看得见的成绩。比如说中国的高铁项目，其实里面有多少真是原创的，谁也不知道，但钱花到一定程度，列车一定能做出来，铁轨一定能铺出来，成绩一定能显现出来。

而在能满足政绩显示度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一些大专项的经费灵活度，这对任何参与项目的人都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