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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院士选举到领军科学家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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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刚刚公布了新增院士名单。至此，新一个轮回的院士选举终于波澜不惊的落下帷幕。就此话题，借着接受某媒体书面采访之际，我发表了下述观点。我的观点核心在于，院士已经早早超出了科学界本身的价值，因而招致社会的广泛关注，仅仅体现了这个社会让权力与义务相匹配的努力。
1. 近几年的两院院士增选，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程度超过以往，尤其是候选人的诚信程度、道德品格。有人说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的不诚信事件时有曝光，科学家的公信力已不如前；有人说这是好事，有助于院士评选制度的透明化和院士的道德他律。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答：我认为这是好事。的确，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加关心本国的院士选举的了，而在其他国家，这基本上被界定为科学界内部的事情。
但在中国，之所以院士选举那么被关注，因为第一，院士发挥的作用和具有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界，发挥着传统的“国师”的作用。
第二，科学界（我个人认为不是科学）在中国传统上享有了极高的甚至是过高的名誉地位，使得本来只对科学界重要的事情也进入公众话语，相应地，院士中的不规范行为就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内容。我接触了很多很多位院士，学术水平不能一概而论（要是以国际先进水平衡量肯定差点儿，这个我可以知道，不好说的是究竟是否比国内同行水平更高），但有一点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就是院士的道德水平绝不比一般科学界更低，但他们一点出一点丑闻，立刻会满城风雨，是因为公众对此高度关注。
第三是中国的院士又与很多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些科学界领导人没有选上院士，比如大型国企和政府官员争当院士。我们不能说这些做到“总”和“长”的科技工作者水平一定比别人差，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公众由于对特权阶层的愤怒和抗议，对于这些领导们争当院士这一点同样感到不满。
综合以上原因，院士及院士选举得到了社会格外的关注。如果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也许有点过于喧闹了。但问题是如上所述，院士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学术的东西，所以社会有这样的关注，通过这种关注来遏制一些过分的行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2. 今年又是钱学森诞辰百年，最近的一系列座谈会上老掉重提地讨论了“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缺乏领军性科学家）。你是否赞同，这应该成为今后院士评选的考核方向之一？你如何理解院士的责任？
答：我认为，其实钱学森也不是领军科学家。他是一个具有科学高度的高级工程师，至少从回国后就是这样。中国缺乏领军型科学家这个话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纯科学研究的领军科学家，这类人需要的是既有创意，又能把创意通过实验验证出来的动手能力。
很多评论者说中国出现这样的人还需要积累，固然如此，但我不认为以现在的体制能积累出来很多这样的天才，原因是从事这样的创意在科学研究中是很冒险的事情，对个人、所在单位和基金管理者（科技部、基金委、科学院与大学）都冒险，个人可能因为冥想创新评不上职称，所在单位领导因此可能无法交差，基金则会发现缺乏交账的东西（论文发表）；另一方面，在现在科研体制下，基金评定时这种创新性的想法很难得到支持，因为评委们一般来讲不愿意支持没有先例所以比较冒险的事情，而且在科研经费高度竞争性的情况下，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看基金申请书中偶尔会出现的这种比较新奇的想法。
但中国同样缺乏另外一类领军科学家，那就是钱学森一类的大工程领导者。公众一般分不出来，或者更愿意把后者称为领军科学家。为什么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科学大工程但出不了像钱老那样的领军科学家了呢？绝不是现在的科学家比钱老水平差，而是因为现在科学工程的组织高度条理化、体制化、官僚化，从立项到组织工作，都需要证据来交差，都需要按照赶超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个别科学家（或工程师）的独特作用很难体现出来。其实钱老也是这种赶超套路，但当时需要赶超的东西太多，能干这活儿的人太少，所以格外能突出他老人家。现在呢，我们的公众其实已经对赶超不满意了。请参见卓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115&do=blog&id=492991
http://www.guokr.com/article/76330/
我不认为今后在中国是否成为领军科学家要成为中国院士选举的标准。第一是因为就纯科学而言，中国这样的科学家太少太少，实在不够凑数（你去看看我们每年评出来的十大科技进展就知道除了工程性成果外，我们还有什么了），第二，就大工程类的科学家而言，领军不代表学术水平，更多的代表组织水平，如果不是人脉水平的话。
其实我相信中国在工程领域（比如飞船飞得更远，嫦娥绕月时间更长，一定有大量技术问题需要原创性的解决方式）还是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活儿干得相当不错。但在这个领域，由于论文不是最主要的评选标准，所以缺乏硬指标，加上需要进行很强的组织管理，所以一般选出来的工程院院士，没有太多一线工作者，都是科研单位领导。所以工程院选院士，也不能用这个“领军”标准。
3. 就你的了解，国外有没有类似的院士制度，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
答：我了解，除了部分经济上实在落后的非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外，每个国家都有科学院。再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中科院这么庞大的了。美国科学院实际上分成两个，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和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都是私营的。这还不算美国工程院。德国更是有国家科学院（官方的，很小）、马普学会（类似中科院院部中基础科研部分）、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相当于中科院院部中的高科技院所及中国工程院和在一起）。
限于中国体制，不可能学习出一个私营的科学院来，但从精神上我觉得需要学习的一点，就是在一个机构竞争、平等和纯科学的体制下，科学界自身一定能选出来好的代表来当院士。不过在中国体制下，把科学还给科学，这几乎是不可行的。我想在现有制度下，谈从国外借鉴不如谈我们自己如何改进更加合适，因为情况差别太大了。从我们自己改进的方面，既然科学已经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科学院和工程院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公众的更广泛监督，科学院和工程院也应该像政府在理论上那样建立对公众诉求的应答机制。
这个不是从国外借鉴。而是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制度特点来推进的。
4. 西方媒体是否关注我国的院士评选？他们的关注点通常在哪里？
答：据我了解，西方媒体完全不关心中国院士选举。我给Nature和Science写稿子的时候，多年来多次提议过报道院士选举，编辑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即便我们这边出现一些所谓的新气象，比如新的选举办法，比如当选人数更少等等。大概他们只会对院士作假这种大新闻感兴趣（其实这里院士指代的就是大科学家而已）。连Nature和Science这样科学界的公共刊物对此都不感兴趣，其他媒体，比如《纽约时报》，那就更不感兴趣了，更不用说地方小报了。
当然，Nature和Science对英国、美国的院士选举也不感兴趣，大众媒体更不感兴趣。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的院士选举早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科学界事务。中国那些抱怨被过分关注的院士或者相关人物，是只享受到了院士在中国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利益（包括名誉利益），但没有想到去尽中国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义务。（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科学媒介中心主任）
2011年院士增选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0115-516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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