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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神话与科学现实--从马克∙莱纳斯的道歉写起精选

已有 6807 次阅读 2013-1-31 03:29 |个人分类:科学传播|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环保, 莱纳斯, 科学现实

不久前，英国畅销书作家、环保活动积极人士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令人吃惊地以致歉的方式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表示，对自己一直以来诋毁转基因的做法深感歉意。也为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帮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一直在帮助诋毁一项可以改善环境的重要技术，”莱纳斯在今年一月初在牛津农业会议上讲到。

其实，莱纳斯并不是第一个公开道歉的积极反对转基因的活动人士。早在1980年代末期，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穆尔（Patrick Moore）就开始质疑这一激进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的立场，并最终与其分道扬镳。

莱纳斯和穆尔等人的“忏悔”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环保工作的投入。莱纳斯撰写了多部有关气候变化与地球未来的著作，并在继续推动人们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而曾获得生态学博士学位的穆尔目前在温哥华从事环保咨询服务。

环保活动与科学证据的碰撞

根据莱纳斯的演讲，我们了解了这位曾经著名的“反转（基因）控”经历了如何的心路历程后，最终走向了接纳和积极推广科学证据的立场。

拉纳斯说到，当他第一次听说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时，他知道它是一家美国大公司，“将一些新的实验性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食物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合在一起，这样你似乎就无法获得纯天然的东西。于是我觉得人类获得了太多的技术能量，并必将导致可怕的后果。这些基因将会像某种污染一样散播。这将会是一场噩梦。”

于是，拉纳斯发现，自己对这种非自然产物的恐惧像野火一样燃烧和蔓延，而这种心情被欧洲对转基因的保守态度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反对转基因的宣传火上浇油，导致他和同事开始采用了大量的图像来表现科研人员在他们的实验室里一边做着实验一边邪恶地怪笑。正是这种持续的妖魔化产生了弗兰肯斯坦食物（Frankenstein food）这一用来形容转基因是非自然食品的标签。

但是其后，从事应对气候变化的宣传工作让莱纳斯养成了尊重科学、付诸科学证据的习惯，而这种亲科学的环保主义立场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转基因的态度，是一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态度。

如他自己所说：“我必须重新审视阿拉斯加之行获取的关于海冰的卫星数据，也需要用长期大量的高山冰川物质平衡的记录来印证安第斯山脉冰川消融照片的真实性。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学会阅读科学论文，了解基本的统计数据，并且还要具备阅读从海洋学到古气候学等很多不同领域文献的能力，而这一切却是无法从我的政治学和现代史学的教育背景中获得的。”

在这一过程中，莱纳斯养成了学习和利用科学文献的习惯，这也让他开始认真阅读一些关于转基因的资料。这让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所推崇的那些反对转基因的理念很离谱。他原来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农药的使用。结果证实抗虫棉和抗虫玉米大大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他原来以为转基因技术剥夺了农民保留种子的权利。结果证明杂交作物早就是这样了。他原以为没有人想要转基因技术。事实是印度私售转基因抗虫棉，巴西私售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民太渴望使用这一技术了。

在了解转基因真相的过程中，莱纳斯也意识到我们今天在粮食和农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依靠包括转基因在内的现代农业技术来解决，而不是寄希望于回到前工业化时代的田园牧歌相像。

例如，到2050年，在同样的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却要养活全球95亿人，更不用说那些贫困人口。这意味着农业单产和肥料利用等技术必须要有大幅度的提高，而转基因技术正是促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转基因现实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测算， 2011 年 ,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 8% (120 0 万公顷 ),达到 1.6 亿公顷。

2011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 16年,在连续 15年(196至 2011年)的增长后, 2011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增加。生物技术是应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 1996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 170万公顷 ,2011年已达到 1.6亿公顷 ,增长 94倍。从 1996年至 2011年的 16年期间,来自全球 29个国家的农民中约有 1 亿人次种植了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为其带来了可观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及环境益处。

不仅如此，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如果批准了抗虫的转基因Bt水稻，Bt水稻将会给中国的1.1亿水稻种植户（按照平均每户４口人，总计4.4亿农民）带来预期每年40亿美元的收益。

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14年之久，应用最为广泛的转基因成分Bt蛋白作为生物农药在环境中的释放更是达到了70年，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数十亿之众；世界各国科学界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证据，也缺乏转基因作物威胁生态环境的普遍认可的科研和观测结论。

不仅如此，实际上转基因作物的广泛应用已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环境利益。美国科学家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综述（GM Crops 2:1, 7-23; January/February/March 2011）评估了过去15年来150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后发现，就总体而言，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通过提高了免耕作业、减少了杀虫剂用量、使用对环境更友好的除草剂和提高产量从而减轻了土地压力减少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同一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ics 70 (2011) 2105–2113）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自从采用转基因棉花以来，已经减少了50%的化学农药利用，其中包括70%的剧毒农药。据此每年减少了数百万起农药中毒事故。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农药（pesticide）包括杀虫剂（insecticide）和除草剂(herbicide)，而中国人往往将农药等同于杀虫剂。由于抗虫基因的普及，杀虫剂大量减少这是事实，但由于美国和南美洲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品种普及，所以美国除草剂的使用大增，可能导致总的pesticide用量增加。但这并非是我们所理解的杀虫的农药。

背离科学的环保神话

莱纳斯正是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后，宣布了自己背离从前的反对转基因的立场，并开始利用自己影响广泛的专栏，为转基因“正名”。而较早的时候，穆尔也是在充分了解了有关转基因的科学事实后，放弃了反对转基因的极端环保主义的立场。他取得博士学位过程中受到的科学训练，让他更加倾向于去寻求科学界有关转基因问题的证据和结论。

但并非有了一致的科学结论，人们就会自动地接纳诸如转基因安全等方面的立场。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与不了解科学事实与科学结论有关，而对于一些极端的环保主义者而言，他们往往拒绝接受科学的结论。

著名的《自然》杂志网站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英国上议院对英国绿色和平组织负责人梅尔西特（Lord Melchett）的一次质询，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英国上议院的议员问道，“你为什么反对转基因作物？”梅尔西特回答：“我根本的反对在于（这种作物）不可靠和不可预知的风险。”议员们又问道，你的反对是并非基于科学研究的反对么？梅尔西特回答，“这种对转基因的反对是永远的和绝对的反对。因为它（转基因）总有风险。实际上技术和科学的本性决定了不会有绝对的证据（证明转基因没有风险）”。（EMBO Report 2001,Vol 2, No. 6）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像梅尔西特这样对转基因的反对，是基于其对安全性的绝对要求。而对于自然界而言，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保证绝对安全没有任何风险。

环保工作当然对于我们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这并非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遵循科学的证据，而将环保放到绝对化甚至是神化的位置上，从而完全无视转基因等存在潜在风险的科学进展所积累的大量有关安全性的科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