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那点儿事——贾鹤鹏のblog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jiahepeng 横贯古今中西,纵论创新玄机

博文

中国: 距离创新型国家的距离(与曹聪教授合著) 精选

已有 6079 次阅读 2012-12-26 10:43 |个人分类:科技政策|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创新, 中国, 国家, 教授, 举国体制

    像往年一2012年中国在重大科技成就上继续报频传。其中最耀眼的,仍然是“太空漫步、蛟潜海”——神州九号与天一号的成功接以及蛟号潜入7000米海底一世界最深距离——这样代表国体制的科技成就。

    除了些以“宣国威”直接机的科研成就外,同样值得一提的,华为2012年上半年超越立信,以106亿美元的半年度世界最大的设备商。在设备这手云集的制造的最尖端先世界,本身也明了企业创新能力要达到相当的水平。

    但即便如此,很明的是,中国没有成一个新型国家。在7月上旬召开的全国科技新大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涛迫切地表示,距离2020年中国成为创新国家一目标时间不多。从一个明,科技新面的挑依然十分巨大

科技新的国体制

    领导人的不踏,无非是印了小民经验。从日常用的手机到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型工业设备,原的桂冠很少落到中国人上;新的主体——企,仍然普遍缺乏科技新的兴趣。尽管企业的投入已经占全国研发投入的70%以上,但其中有多少水分只有那些填写年者心里一清二楚。

    何以在话语遍天下,新投入步步高(2011年中国研发经费已达到8600亿元),科研节节升的情况下,新效果仍然不尽人意呢?毫无疑,中国所段是一个因素。中国然保持了多年的高速经济长,但目前仍然以达到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展水平。

    然而与此同,我也要道到了2020时间节点,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生了根本改么?道中国“上天入海”的先世界的科技成就,仍然无法中国戴上新型国家的桂冠么?

       了要回答问题,我就有必要看看些催生先世界的科技成果背后的体制性因素。

       无须讳言,中国能“生产”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正是在具备了一定基础上的国家集中资源、强力动员的结果。在这一体制下,为了达到特定的国家目标,政府可以组建全国范围的科研精英进行“协同”攻关,调拨无数的资源进行支持,甚至不计成本,并且越来越能给予参与项目的科研人员更好的待遇。

       这种“举国体制”对于创造“上天入海”之类颇有成效。但是,它能否创造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我们经常会看到,国家大型的科技活动,亮相者往往是国家领导人以示对科技的重视或者享有副部待遇的院士、以少量科技界明星作代表,而相反,科技界芸芸众生对这些活动经常缺乏“悟”,或保持着矜持或批判的度,如果以此而认为中国的科技新只是上做做或者是政治秀,那就以偏盖全了。实际上,国体制的特点,恰恰需要由具有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来代言科技界。并非是因些人地位更高,或更容易出政治正确的,而是因具有更大的能力,或者行国家的关上。

    国体制的推下,“上天入海”种大科技工程目最容易取得成就。因固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原,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已有或似技用极限、可靠性、可重复性以及在此基上的相对经济性。上述程与其新,不如试错。只要具备了相当的工程基础,拥有足够的源,它们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

       国科研体制的支持者常会用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或者载人航天对国家科技水平的贡献、或者美国军方防范核战争的通讯努力孕育了互联网来作为依据。但不要忘记,成千上万的私营公司、成百上千的中小型创新企业都通过竞争积极参与了曼哈顿工程等项目,从而让本企业获得了技术进步。相比较而言,中国企业,特别是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则鲜有参与到这类国家大型项目的案例。

    如此,国体制由于要集中源,就必然面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被“取”的目到底如何能促的科技新,被“舍”的科研方向又如何不得集中投入,往往缺乏客准。其果,往往是行政官员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行政官员判断的标准,自然要更加倾向于那些能符合领导人喜好,或创造个人更大政绩的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以探索未知世界为目的的基础研究,还是有可能给企业发展增加后劲的共性技术研究,都会受到影响。

       就前者而言,一体系之下,基研究中按照科学研究自身展出的课题方向,并非会被完全排斥在体系形成的目之外,但就几率而言,它的大课题重点象的可能性,比起由科学界自下而上地课题,会大降低。

    而要真正把科技新作展的主要力,首先要确保科技新成支持企长的第一生力;第二不搞科技新的企受到市以及体制的。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看到国体制在两点上发挥了作用。

 

新主体继续缺失

谈到企业创新,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崛起,主要还是由于对包括低价熟练劳动力、生产组织、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占有,甚至是垄断和排他性占有(特别是对大型国企而言)。维持除了对低价劳动力之外的各种资源的占有,首先需要的不是科技创新而是政府关系。反之,不进行科技创新并不会导致丧失这些资源。例如,就国企而论,你可以听到每次国资委会议上对科技创新喊得震天响,但你见过哪个企业老总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创新而被打板子、企业被吊销什么许可证么?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搞定国企或者国企的政府老板来获得这些资源,得到的回报恐怕也胜过累兮兮地搞研发。

最典型的恐怕就是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砸下的4万亿了,大部分钱都跑到了房地产这样的土地资源利用、买矿和开矿等资源积累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源投入基本上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贡献甚微。同时,中国也可能因此失去了经济向更多依赖科技进步转型的可能性。

当然,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专利报表,生产程序和工艺环节上的创新还是无处不在的。国企或者受到政府支持的高新企业需要利用前者交差,民营企业则需要利用生产工艺与程序的创新维持低成本的量化生产。

我们不是否定生产工艺与程序创新的意义。实际上,真正实现了这些领域创新的,仍然是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只是,这些创新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还相距甚远。

 

公共政策言友好

那么是否在这种特定的国情下,科技创新就没有人搞了呢?即便不去讲那些“上天入海”的科技成就,中国是否仍然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凭借中国人的刻苦钻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突破式发展呢?

毫无疑问,中国不乏这样的创新成功的案例,这也是在国家科技会议上,与会者除了发挥动员能力的官员,往往也要有创新企业代表或科学家的身影。虽然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盈利能力基于对低价熟练劳动力、生产组织、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占有,但总有一批以创新为己任的高技术公司,前仆后继地在奋斗,其中不少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策支持。

只是,通过高强度的政策支持的创新成功案例,不论是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其效果都可能很有限,因为创新政策不论其政策强度和支持力度有多大,都难以改变整个体制。究其原因,则在于创新政策只能覆盖特定的需求,尤其是决策者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并非一定是整个社会最优先的考虑,而其他一些要满足不同社会需求的政策,则可能与创新政策处于冲突之中。

例如,我们都知道严格的专利制度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了近年来中国在专利保护方面的进步。但作为高技术公司的生命线利保在中国的践仍然有很多值得改善之处。中国利法理只具有补偿性,不具有惩罚性,没有记录的情况下侵款上限只有100万人民。而高技术勇士在抱怨的同,其没有意到,管者而言,中国企业对利侵是常立太重的惩罚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正是对侵权行为的庇护和纵容,导致创新型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

    如果高技术公司想融不起,款要出足的抵押;要上创业板,需要三年盈利才能入市。可以说这一招几乎把所有研型公司外,但管者首先考的不是鼓励新企而是股市安全,毕竟,在中国现阶段,把股市当成圈钱机器的企业,数量不在少数。就算企幸运有利不被侵烦恼没有束。以新发为例,中国药监局很少批准外国尚未批的新率先实验。一来药监局官怕承担任不敢批准新实验,二来药监源有限,当然是实验路径已明确的仿制

    如果高技术公司撞了大运,研不但实验还拿到了新药证书,它随即又会发现,自己研药进不了医保,因公共生政策的制定者要考虑挡住外国争者,而国内大多数的企不做,所以用定可以国内的低端品生者面国外新药竞,再得一堵防火。同时,新药往往因为价格太贵等原因无法进入医保,这也让新药的市场扩张受限。但由于创新药物和其他创新产品高昂的研发经费,经常又需要相对高的价格来冲销研发成本。

    尽管高技术公司们对上述的种种制因素抱怨不休,但大家会发现些制,并非是决策者们专来麻高技术新者,而是在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制定政策时,鼓励新的考量,不得不位于保国内市、确保市秩序、安民意等现实顾虑。毕竟,创新虽然说起来很好听,但它终究不能在短期内帮助领导人摆平看病贵、就业难等棘手的问题。

    尽管如此,高喊新口号,启重大目,加大政府投入,定量化考核准,则总能生出“太空漫步、蛟潜海”等领导人可的重大新成果、或者可以圆满交差的表和文清。这里,我们不是说政府的科技部门作为不够,而更是强调,在科技与创新政策由于环境和其他政策制约不能解决整个国家的创新问题时,在受到这些“上天入海”制约较少的特定领域、通过特定项目、进行突击式发展来取得可见的成就,这绝对是专职科技部门决策者的理性选择。

科技新与制度新并重

    在政策冲突和创新环境不佳这两点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是否中国的科技创新就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呢?也不尽然。

    在本文一开篇,我们就提到,除了“上天入海”这样的科技成就外,中国企业华为在设备这一高技术手云集的制造的最尖端域成世界最大的设备商。尽管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信息通讯行业的制造企业,在原创技术方面仍然难以成为行业骄子,但其迅速攀升的销售额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则说明在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领域,中国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超强的生产组织能力,通过全球化调配资源和获取技术来实现赶超发展。即便原创技术没有走到行业前列,但只要保持这种组织和支配资源的能力,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然可以得到持续提高。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现在的科技与创新政策和政府的支持,过于强调技术原创和技术独立,在这种体制下,通过资源组合,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创新能力很难得到支持。如何能在全球化的研发体系下让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获益,这无疑需要科技政策的研究者和支持者进行大量的调研,并在某些领域抛弃不切实际的对技术原创和绝对领先世界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尽管整个创新环境有待提高,尽管不同的社会优先性的需求会导致不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冲突,但决策者仍然有可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制度创新,来取得兼顾创新与其他社会需求的效果。比如创业板上市的三年盈利要求,就可以通过设定特定板块,允许前景美好但现在还无法盈利、正在烧钱的企业上市。股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对风险的把握和承受能力来选择是否“赌”一把。当然,这也需要股市监管力度的增大,让人们真正信任股市、特别是其中上市公司发布的信息。

    此外,价格较贵的新药进入医保的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类似西方保险公司与医药公司的谈判来解决,后者可以让保险公司与医药企业取得价格、利润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均衡(保险公司如果不接受一些疗效非常好的新药,就会冒失去客户的风险,而医药公司则可以调整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相对的薄利多销)。

    当然这些制度创新并非一夜可成,也需要决策者们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发,正是由始于包产到户的无数制度创新构成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如今受到过更好训练的决策者,没有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创新的美好愿望与能力。(本文是发表于《财经》杂志年刊“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可休矣”(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2-12-05/112337155.html)的未编辑版本,文中部分观点源于与科学网金拓博主的交流,特此表示感谢)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0115-646521.html

上一篇:自然的中国编辑部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
下一篇:乏人喝彩的科技进步奖

33 李宁 武夷山 赵斌 许培扬 王涛 黄晓磊 吴景鹏 赵凤光 曹聪 徐高飞 闵应骅 陈楷翰 庄世宇 宁利中 李伟钢 武洪臣 刘伟 刘凡丰 何宏 肖振亚 曹俊兴 王守业 王枫 傅蕴德 李世春 柳东阳 占礼葵 王鸿飞 杨月琴 neilchau aliala ahmen ddsers

该博文允许注册用户评论 请点击登录 评论 (30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1-12-7 03:03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