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自信主要是来源于：涵有现有理论，与之在已经实践检验部分是几乎没有差别的，差别主要在于没有被实践检验的部分，也就是外推（预测，预言）部分。

       发现在已经实践检验部分中各种理论方案的细微差别，找出正确的理论形式，作出正确的外推（预测，预言），就是理论研究本身所追求的。

       对做这类研究工作的个人而言，其自信的来源是：理论证明。

       但是，对学界而言，有很多的理论研究结果可供选择，它们在理论证明上是同等好的。那么相信那一个方案呢？相信那一个外推（预测，预言）呢？对此，使用者的选择是：其外推（预测，预言）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那个理论。

       也就是说，群体对基础理论方面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自信来源是：实验证明。

       就时序上讲，先是有研究者个人的、基于理论证明的自信；然后才有群体的、基于实验证明的自信。

中间到底有多大的时差是因论题的深度、广度等因素而很不相同的。基础科学理论中时差在几十年以上的非常多，上百年的也不少见。

这种理论超前于实验，个体超前于群体的事实带来何种后果呢？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实验证明之前是排斥个体理论证明的有效性呢？还是接受个体理论证明的有效性呢？

       如果排斥个体理论证明的有效性，不发表这类论文，或不使用这类论文，也就不存在实验证明一说。

       如果接受个体理论证明的有效性，那么在实验证明之前，我们的研究群体就有多个“同等正确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因为这类体系太多料，才使用实验证明来去除一部分。

       实验证明能去除的部分在本质上是非常有限的，甚至于有时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理论所能达到的深度一般的说绝不是几个简单的理想实验能够否定的。

       因此，在科学理论上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充分肯定个体理论证明的有效性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

       我国的问题在于：单调的使用群体的、基于实验证明的自信，从而只能是追随性的研究工作。然而，由于理论所能达到的深度一般的说绝不是几个简单的理想实验能够决定的，所以，这种追随性研究也未必能保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