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搞学术研究之初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学术研究上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题，你可以自由选择研究路线，等等自由。

       而学术界本身也流传着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论调：自由探讨，自由讨论，自由发表，等等自由。

       而科技史学者就编织了一套更加吸引人的自由：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点。

       这种自由是精神上的。就纯粹的哲学思辩而言，这种自由是可以论征的，从而是必要的。

       把这种自由误认为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就麻烦了。因为，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你的研究得不到支持，论文得不到发表，等不如意之事一旦出现，你就会愤愤不平。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研究人员很多很多。他们想象出了一种科学研究的圣地，在那里是如何如何的美妙，而自己的研究又是如何如何取得如花似锦的成果。但是，一旦现实打破了这类想象，他们对现实就大加抨击，把没有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作为自身无所作为的根源。

       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你对客观规律可以有自由的主观认识，但是，如果这种认识违背客观事实，又与学科的公认规律冲突，你在这个学科上的自由也就全部的丧失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对客观规律的（自由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事实也没有自身主观的认识，完全的放弃了精神上的自由，那这样的人也就没必要搞学术研究工作了。

       所以，对前一种人，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上没有自由。

       而对后一种人，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上必须有大的自由。

       所以，在人们使用语言时，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因人而异的。

       牛顿之所以把他的研究成果看成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因为，用数学语言，可以对这种学术研究上自由给出明确的界定。

       在现代科学中，使用抽象数学工具进一步的界定学术研究上自由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在这种学科框架内的，与该框架没有本质矛盾的学术研究工作是自由的，也是被鼓励的。而与该框架有本质矛盾的学术研究工作是被抛弃的。

       但是，在这种取舍之间，对学科框架本质的认识程度决定了判决者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误判是经常的，该学科要取得进展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期刊上的文章出现大量的误判，该期刊也就被读者鄙视了。

       很多期刊规避这种要在学科框架本质上来判断其是否值得登出的文章，从而只登出一目了然的“无争议”文章，从而完全的抛弃了学术研究上的自由。

       在科研资助与否的判决中，在学科框架本质上来判断其是否值得资助少有发生，因而多数的资助是在本质上否定学术研究上的自由的。但是，在形式上，又要求研究者“自由”起来。

       这种矛盾是科学进展的最大阻力，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

       也就是因为：能在学科框架本质上来判断的学者太少，才出现对大师的“渴望”。然而，求人不如求己。与其等待可能是不着调的“大师”指点江山，还不如自己提高自身对学科框架本质的认识程度。

       这就是学术上的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