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约会，朋友带来了一份《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朋友的说法，镜 某是具有“犀利独特的观察力和幽默的语言”的人。为了不辜负朋友的这番评价，镜某与朋友同吃了一个苹果，并披露了对苹果甜度分布的考察以及水果甜度的一般法则。

苹果有两个端点：与树枝连接的柄的一端和花儿的遗迹的一端。苹果的形状一般是柄的一边偏大，一般被称为上边，因为在摆放苹果时只有把花的遗迹一端放在下边才会稳定。苹果的哪一边更甜？苹果虽不象西瓜那样大、甜度的分布并不那么显著，但仔细品尝后，仍然会发现长花朵的一端比有柄的一端更甜些。为了证实这个说法，镜某与朋友共同“消费”了一个苹果。苹果的这个现象，在其它水果上也可以看到。西瓜、黄瓜自不用说，菠萝、桃子也是如此。

朋友带来的《中国新闻周刊》是8月19日出版的，朋友的关心大约在《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的文章中，因为这是封面的标题，也是北京人喜欢谈论的话题。毕竟北京有很多官员，官员张三或李四很可能就是邻居、就是熟人五的。但是镜某的目光却落在了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上，《夏时制：六个夏天》。

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与家母有几个约定。一个是说春晚的问题。镜某的本意是与老太太聊天，说春晚总是由一家单位垄断主办不好。没有想到老太太给捅到中宣部去了。当然，小小老百姓的意见不能左右春晚的做法，那个时代里中央台还没有做广告呢。还有一个就是施行夏时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一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老太太也同意了镜某否定夏时制的意见，并答应帮助镜某调查在中国实行夏时制的来龙去脉。可惜，老太太未能长寿，调查中国夏时制出笼的事情也只好搁浅了。要老太太调查这类事情的本意，是让退下来的老人有些事儿干，避免老人痴呆等的疾病。镜某鼓励老人们写自传，讲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一来可以防病，二来也让后人知道一些以前的事情。


记者徐天的这篇报道，基本上揭示了中国夏时制出笼的全过程。有趣的是这个坐在北京的“高智商”人士们的提案，败给了一个小小的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反对意见。甘本根指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也就是说，坐在北京当“谋士”的那些人，对地理的理解，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几乎是不及格的水准。

镜某是这样对家母解说反对中国夏时制的理由的。不妨设想地球是由一个政府统治，在这个情况下是否有夏时制的意义？显然没有。因为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夏天就不一样，提前一个小时等于临时重新划分经度，也没有意义。由地球的尺度缩小地域范围，看看中国的地理情况，再看看相似国家的时制情况，就会发现：这么大的地域用一个时制本身就比较勉强了，再在这个基础上搞夏时制，基本上就是添乱了。西欧北欧国家的夏时制，都是因为他们的国土小、纬度高的缘故，与中国根本没有可比性。如果想美国那样分地域的时制的话，还有些道理。反正已经是“乱了”，再添个“乱”也不嫌多。

在记者徐天的笔下，谢老先生还在主张施行夏时制，并说这是世界的主流，真是有些迂腐了。视野不能就盯着一个用电的问题，节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夏时制就可以解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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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