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师在再反思——兼评我学生的博客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学生的公派申请没被批准。据说数学院十几个学生申请，只有他一人被拒了。那次，他表示得非常沮丧。这是在博士二年级的事情，沮丧说明学生还希望做数学。很可能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程老师也认为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人生态度一段，程老师的思考很有些时代的烙印。有些事情不是拼搏的问题，而是起点和积累的问题。体育竞赛与数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天分占很大比重，师承也很重要。程老师说：想到日本有19个诺贝尔奖，而我们一个科技奖都没有，有能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年轻人就应该去拼搏。中华民族需要你们，祖国人民在看着你们。这样的话，在N十年前，也许会很令人振奋。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以往的神通了。新一代人已经有了“抗药性”了。

师承也很重要。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与日本近代数学的起点。中国近代数学从一战后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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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
　　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
　　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
　　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

留学人员的导师也许有名，但是至少百科里没有细说。中国的数学会也是在1935年才成立。

日本近代数学的祖师爷是高木贞治,1894年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科，毕业后到哥廷根大学，受教于大卫·希尔伯特。这个希尔伯特有多牛？？大约不会输给爱因斯坦那么牛。高木1901年回日本，在东京大学教授代数。1932年担任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1936年首届菲尔兹奖评审委员。他的学生有末纲恕一、正田建次郎、弥永昌吉和三村征雄等等。弥永昌吉的弟子小平邦彦在1954年获得菲尔兹奖。还有弟子岩泽健吉、佐藤干夫。谷山丰、志村五郎也都算是高木流派的吧。据说学生时代的志村五郎已经很看不起老人的高木教授了。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是华罗庚。且不说华到达的高度，就论华罗庚留学归来的日子，按1939年算，要比高木晚了40年。其弟子们万哲先、陆启铿、王元、潘承洞、段学复等人，虽说有名，但是比起高木一派的弟子来来，相差甚远。

这些就是积累和起点的差距。这些差单靠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无论如何也不能弥补不了。唯有“出奇兵”，去中学发现、培养人才，才有可能侥幸胜出。程老师的学生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因此，不是没有培养起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是前辈们、前辈的前辈们没有给中国的数学界留下一个好的底子、好的“家业”。当然，这个前辈不单是数学家们，还有政治家和其他人的责任，这是个连带责任。今天的学术环境不好，也是个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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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