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大炮：外语老师教语文

2-1 高大炮

在外语学院，专业名称叫做外国语言文学，例如老百姓说学的是英语专业，实际上专业全称是“英语言文学”，所以外语老师都要有很好的语言文学功底，外语老师教语文似乎不应该算作奇事，可这个教语文的俄语老师高志新却是一个奇人。

高志新老师外号“高大炮”，这个外号的得来据说是因为他爱“放炮”。他原是五十年代初大连外语学院本科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俄语很好，毕业后就分配到北海舰队，似乎是在大连的基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那翻译是连口译带笔译，还带着专业词汇，一般人是应付不了的，所以能作那份工作的绝对是高才。可高老师脾气不好，和苏联专家合作不愉快。

另外他一个知识分子，看书多，有自己的思想，对事情不肯人云亦云，总要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自己的见解往往不一定和大的政治形势合拍。那些年的政治空气，不论报纸广播说什么，大家都做一个传声筒，照着喊拥护、紧跟、照办就好了。不照着说，还在公共场合乱说，那是要有书生的傻劲儿、拗劲儿的。有胆子的，说出来让别人听了振聋发聩，胆战心惊，当然就是“放炮”。一来二去，他就捞了一个“高大炮”的外号。

他那么爱放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不知是由于苏联专家的嫌弃，还是由于放炮的政治后果，还是二者兼而有之，高大炮被调转到铁力一中工作。从大城市到了铁力这样一个边远的小县有发配的性质，但是不是给他戴了“右派”之类的帽子我却不知道。反正是没有像《牧马人》中的许灵均一样被发配去放马已经是网开一面。听说是当年他的言论比右派还右，只是因为军队不抓右派，才没有打成右派。就这样海军少了一个不合苏联专家脾气的赖翻译，铁力一中多了一个高水平的俄语老师。

2-2 两个响炮

那时高老师毕竟还年轻，还有冲劲，到了小县城也没有消磨尽他的锐气。当年的铁力，高中生都是稀奇的，何况来了一个大学生。高老师一到铁力就倍受关注，甚至能够成为小县城的话题中心，可他也不知低调些。

高老师在铁力的第一炮是荣任“光棍委员会”主任。这光棍委员会当然不是一个官方组织，甚至也不是民间组织，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组织，但却被铁力的老百姓传得煞有其事。高老师已经大学毕业几年，早到了婚娶的年龄，可一直没有结婚。可能是因为他的眼界高吧。到了铁力，这问题就更难解决，一是铁力找一个识文断字的女知识青年就不容易，二是高老师当时在政治上算是说不清楚的，一般人也不敢嫁。所以高老师到了铁力就宣称：我高志新就是不结婚，我要掉到书海里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和他一起住单身宿舍或往来的朋友也多是单身的小知识分子，很有几个和他志向相同。所以大家聊天开玩笑时就说这是一个光棍委员会，大家相互砥砺，不受家庭拖累，共同读书进步。还可能说过谁结婚开除谁之类的玩笑，传了出去，好多人就以为真有一个光棍委员会了，那主任当然就是高老师了。虽然光棍委员会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组织，当时也不过是笑谈，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成了高老师要交代的一个罪名了。

高老师放的第二炮可就当当响了。他那么高的外语水平，虽然教学没有经验，可学外语却很有经验，他又那么聪明，教三两个班的外语自是得心应手。当年一中高中每年只招一个班，那就高一、高二、高三的俄语高老师全来。高老师中等身材，大脑袋，大锛儿头，大眼睛溜圆，似乎要从眼眶冒出来。他说话也是高门大嗓，一发火更是吓人，所以多调皮的学生他也能镇住。一个又有水平，又有威严的老师，对付中学生是最合适的。所以一中的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学生俄语也不敢放松。他又想了一些办法，让学生又是说，又是读，又是背的，学生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为一中当年高考升学率的突破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三舅就是一中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是高老师的学生。他的俄语水平呱呱叫，尽管大学学的是工科，可1969年中苏珍宝岛开战的时候，因为要做打大仗的准备，竟然被提出要提前毕业去当战地翻译。虽然后来仗没有打大，这战地翻译也没当成，可他的俄语水平确是出类拔萃，他俄语的底子和兴趣当然有高老师的功劳。甚至他大学毕业多年后，已经当了铁力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了还能给学俄语的学生辅导高考。

2-3 大炮哑了

铁力县总共也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文革时批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自然谁都在劫难逃。当时我妈妈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小学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更不用说高老师这样真正的知识分子了。文革中高老师受到了多么大的冲击我不知道，“光棍委员会”就算是一个非法组织、小资产阶级团体，也算不上一个反革命组织。况且铁力毕竟山高皇帝远，刚开始是红卫兵都停课批走资派，不久后大联合，又开始复课闹革命了。曲曲折折，走资派们先后解放，高老师也就解放了。

不过经历了文革，这大炮就再也不响了，高大炮变得名不副实，成了哑炮。高老师已经无书可教，文革中许多书都成了“毒草”，在被禁之列，高老师在书海里遨游的志向也成了镜花水月。“光棍委员会”的成员们和高老师境况差不多，小知识分子的清高已经被打碎，过一过俗人的日子不可避免，纷纷脱离组织，奔向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光棍委员会”成员越来越少，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高老师在三十多岁上自己也结了婚，把自己从光棍委员会开除了。

高师母在干馏厂工作，似乎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高老师的宏图大志虽然没有实现，家庭幸福来得也比较晚，可毕竟也有了平常人的日子。有家有口的高老师脾气自然要收敛一下，炮也不能随便放了。学校没书教，有人还是有眼光的，知道时间荒废了可惜，那么好的老师可不好遇，所以私下找高老师要学俄语，可高老师也不敢答应。倒不是像现在一样担心教委处罚私自办班，而是怕引起政治问题，高大炮已经谨小慎微了。当时中苏早已决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被称作“苏修”，是对中国有最大威胁的敌人。如果私下里学俄语、教俄语，若是有人说目的不可告人，高老师就百口莫辩了。所以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不教。

2-4 大炮响到了我头上

我认识高老师的时候已经是1977年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公布之前，全国科学教育座谈会等一系列举动已经显示了党中央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视。

我爸爸妈妈虽然学历不高，可他们对知识文化的重要性坚信不疑，形势的变化恰好符合了我爸爸妈妈的期待，恢复高考的消息虽然还没有公布，但从广播报纸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了科学文化再次受到重视。基于这种判断，我爸爸妈妈立即开始了行动，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给我转学。之前我在铁力林业局第二中学上学，爸爸妈妈考虑到一中毕竟是铁力声名最好的学校，就在1977年暑假刚开学给我转学到了一中。到了一中一个多月就有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铁力的人们也都反应过来，纷纷拉关系走后门把子女转到一中。结果一中学生数远远超员，一个班都有六七十人，两个人的课桌，一个长条的椅子上都坐着三个人，最后一排贴墙，最前一排贴讲台。已经挤到这样了，各行各业有点门路的人还往一中塞学生，好好像进了一中，一只脚就已经迈进大学了。一中不过是县教育科下面的一个中学，校长如何能顶得住方方面面的压力？所以只好看着教室里面越来越拥挤，似乎要一直挤到把教室涨破。

文革一过，高老师得到解放，成了学校的教导处主任，高大炮的脾气又有所恢复。为了给学校消肿，想出了一个一刀切的办法。高老师的办法就是把所有非县属企业的子弟都从一中清理出去。所谓非县属企业，就是干馏厂（部属企业）、农场（农垦系统企业）、林业局（森工系统企业）这些有自办子弟学校的企业。高老师的理由是：这些企业也不允许县里的子弟到企业子弟学校读书，企业子弟学校清理过县里的子弟。不过企业子弟校不收留非企业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县一中是政府办学，不收留企业子弟则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县一中一直以来都是收留企业子弟的。可现在大家都奔着一中的优势资源，一中的资源明显不够用了，高老师不管什么正不正、顺不顺的，说干就干，油印了一摞转学证，盖上一中的校章，由班主任给每一个企业子弟发一张，也不管学生是不是有学校接收、由哪所学校接收，转学证的抬头空着让学生自己填，就把这些学生都赶出了一中。

这个政策似乎是高老师的主意，所以操作由高老师极力推进。我印象中有300名左右的学生被清理。一下子赶走这么多学生，绝对需要一个唱黑脸的铁面包公，这个黑脸就由高老师唱了。谁有意见都不去找校长，直接找高老师，以至于那时候我迷迷糊糊地一直以为教导处主任才是学校最大的官儿，比校长大，甚至闹不清校长是谁。高老师可不光是姓高，声音也高，高大炮的名声早已经响遍铁力，眼睛一瞪亮起大嗓门儿谁的面子也不给，校长也乐得前面有这样一个挡箭牌。

高老师这一刀切下去还真的很见效，几乎把企业子弟都切出去了。跟我同班的一个小女孩，在前一个学期曾经勇救落水儿童，被树为全县学生学习的榜样，刚刚上初二就加入了共青团，是优秀学生的典型，但因为父母不在县里工作，那也不留情面地切出去。相比于拒收一些凭关系走后门塞进来的学生，把一些没有后门的学生切出去还是容易一些。高老师为了少找麻烦，给高二的LS同学也发了转学证。这LS同学不一般，是干馏厂一把手的儿子，正是高师母顶头上司的儿子，何况高老师家还住着干馏厂的家属房。给LS发了转学证，干馏厂一帮想走高师母后门儿的就都不敢提了，知道提了也是碰钉子。

不过高老师这一刀也有没切利索的地方。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二哥就没切出去。我妈妈在县银行工作，爸爸在农场工作，应该算两栖子弟，留在一中也有理由。可按高老师的政策，按爸爸的工作单位算（这个可以算是重男轻女的霸王条款），我二哥和我也应该在清理之列，与我们情况类似的都清理了，连我也发了转学证。但高老师主动地为我二哥网开一面，因为我二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高大炮的一中还指着他打响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炮呢，怎么舍得把他赶出去呢。况且不清理他也没有人和他攀比，因为他历次考试成绩都遥遥领先，别人真的攀不上。虽然那时候我转学到一中第一次月考就考了年级第二，但还没入高老师的法眼，因为我那时刚上初二，离高考远着呢，还成不了一中的炮弹。

高老师虽然后门关得挺紧，还是留了一道小缝儿。LS同学虽然拿了转学证，并没有真的转回干馏厂子弟学校，在家里待了几天，风头一过就又回一中上学了。不过LS同学学习成绩也很好，在1979年复读考上了大学。

  我一拿到转学证就去找过高老师，并说我妈妈是县银行的，我户口也是在县里的，应该留在一中。可高老师说，是不是县里的子弟以男方为主（父亲一方）。我又说我爸爸不在铁力农场，而是在赵光农场，所以铁力农场的子弟学校不可能接收我，总不能让我失学吧？可高老师大眼睛一瞪说：赵光农场也是农场系统，铁力农场不接收铁力一中更不能接收。之后就再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大炮的脾气老师都怕，更别说我一个14岁的孩子了。在那之前，一中分“尖子班”，我们年级通过考试把成绩较好的学生编成两个班，叫尖子班，其他的四个班叫普通班，私下里老师和学生都把普通班叫“傻子班”。分班之后，高老师在学校大会上讲：“有的同学，考不上尖子班，就哭，就不吃饭。哭，说明你眼泪多；不吃饭，说明你不饿。”对高老师的嘴黑我心知肚明，所以他一瞪眼睛，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想来他对我的情况也是心知肚明的，可已经给我二哥留了机会，再把我留下压力太大吧。所以只好丢卒保车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