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激发中国学术的活力或可依靠民间资本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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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最近较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热议程代展老师痛心有才能的年轻人逃离学术的事件。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上，程老师和萧杨（尽管他的表态是被他人从人人网转载过来的）都表现得相当的坦诚。我个人支持萧杨做自己的人生选择，而且我相信他是一个有追求和信念的年轻人（虽然他对未来的具体规划我们尚无从知晓），否则他可以像很多其他聪明的年轻人一样选择去从事钱途更光明的职业。我相信他是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相当能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尽管他没有作出陈景润先生那样在六平米斗士中坚持做学术的选择。当年的陈景润先生可敬，今日之萧杨也让人欣赏。
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彼时及那之前的面临着救亡图存之时的中国，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大义，国家荣辱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如今，这种使命不再迫切，追求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个人人生价值，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民间共识。这样的选择，并不抵触中国强盛，相反，我认为有利于全方位地促进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做学术，并不需要顶着为国兴盛或者持续维系国家的国际领导地位而努力（这是政治家思考的）的个人目标，只需要大家想着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到最好，甚至于说要选择什么学术领域也是个人自由（当然对于任何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甚至于还可以选择去创造一个并不既存的领域。对于其他任何非学术的职业领域的选择，也同样无需考虑国家和民族大义，但同样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相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己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各级官员，都不直接创造任何社会价值！我们更当深思的，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存在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是否存在满足个人自由选择并去推动它发展的渠道，以及这渠道是否通畅？
中国当今之现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真正让人惋惜的！
我们的社会政策，阻碍贫穷地区出身的孩子为社会发展贡献他们的智力。他们的父母离乡背井到大城市谋求生存，他们很可能从小缺乏父母之爱，缺少父母之言传身教，更容易受到社会暴力的侵害，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不成长为仇恨社会的一员就足够让人感叹不易。我们难道不痛心么？
我们的科研管理政策，让踌躇满志，好不容易通过长期的个人努力，得到了优质教育和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在西方国家和同行平等竞争的青年科学家马臻回国在国内的越来越不缺钱的一流大学里刚开始才能拿到没有积蓄无法在上海生存的几百块，对科研的热情到了妻子生孩子还要兼顾学术工作疲于奔命的程度，不乏努力的成果到了教授评审时还要淡定地接受“太年轻”这样蛮横的否定准则，难道我们不痛心么？这不就是当代的陈景润么，尽管他还没有做出国际最一流的学术工作？我们的社会就非得要这样对待有理想，有抱负，又努力的有才能的年轻人么？我们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以陈景润为榜样，要安于斗室，要心态平和地接受现行的非常不合理的规则？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让有抱负的人能够踏实地去追求自己感兴趣以及自感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又该如何做呢？我尝试往这个方向做一些思考，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样一篇博文的初衷。否则，我大可以就此搁笔，只是撂下一些大家都在尝试寻找答案的问题。
我思来想去，觉得利用民间资本力量或许是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暂且针对科研）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要达到激活中国学术研究的活力这个程度依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什么考虑民间资本？主要原因是国家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和目前中国政府的组织形式一脉相承，是个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这种体制之下，负面的结果就是只有“大树底下好乘凉”。这里面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众人都熟悉的直接的财政上的依附关系，另一个是身在“大树”之下，要受他/她的荫护，要独立做独树一帜甚至挑战“大树”权威的研究，其难也知。而“大树”之外，可能就不得不做“陈景润”了，至少不得不接受“六平米的斗室”吧，至于是否做得出国际一流的工作就不好指望了，毕竟有资源的“大树”自己也未必做得出。在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体制之内要革体制的命要做去行政化，每多掣肘，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不是如此，中国的大学早不是今日之大学。当然，这个规律又岂止仅限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显现呢。
经济领域受到的干预也是很大的，在各个领域里名目繁多的各级政府审批就是明证，结果是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投资者的热情，并且促就民间投资的畸形分布。不过好歹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人们在讨论缩减政府审批，要给民资松绑，比如现在立法上也要给民间借贷疏通道路。前不久，科学网还报道说政府也在考虑减少对民资进入高等教育的行政限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的契机，不仅仅针对商业，对科学研究也是。当然，民间资本进入研究领域，肯定是首先面向可应用的技术领域，因为这更有希望带来商业利润。这一方面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也会是好事。在科学网上关于中国先进仪器开发的话题讨论也一直不绝于耳。如果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民资，从而培养和推进先进仪器的国内研发实力，不仅仅会带来商业利润，而且有助于提升国内的基础科研的基准——技术创新可带动基础研究的创新，这里不赘述。国内培养出来的博士，也多了一条选择之路，有了用武之地，不必一窝蜂地也跑去挤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争当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在博客上或者在纸上写写字，比实际上做到这一切更困难得多。要利用好现在日益增长的民间资本，需要多方面做好几件事情。
一个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沟通渠道的建立，在这方面，政府应该也不会限制中国大学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大学成里具有创新孵化器性质的机构，并注重其在校内以及社会上的宣传，一方面让大学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只要感兴趣就能够接触到如何将技术商业化的程序，学习如何和企业家打交道；同时有投资技术热情的民间资本可与这样的机构互有接触，机构承担一个专业人员和企业家沟通桥梁的作用。这样的机构并不需要臃肿的人员配置，也不需要很大的财政支持，比较现实可行。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法律层面上对专利技术的保护，这个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已经意识到了或者至少开始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所以也是可以寄望的。
如果我们能做好上面提到的事情，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互动日益增多了并且取得成功以后，一方面可能会促生一些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可能就来自于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除了愿意投资应用前景更容易预期的技术，还愿意直接资助离商品化市场化较远的基础科学研究，从而走上成立独立运营的民间科研基金的道路。这样，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要在学术界安身立命也会更容易一些，而不必完全仰赖“大树”了。
当然相信到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界自身也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架构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忽略掉民间资本正要逐渐被释放出来的力量。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503-638516.html
上一篇：为啥要主动放弃中国人做出原创优秀科普的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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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彼时及那之前的面临着救亡图存之时的中国，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大义，国家荣辱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如今，这种使命不再迫切，追求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个人人生价值，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民间共识。这样的选择，并不抵触中国强盛，相反，我认为有利于全方位地促进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做学术，并不需要顶着为国兴盛或者持续维系国家的国际领导地位而努力（这是政治家思考的）的个人目标，只需要大家想着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到最好，甚至于说要选择什么学术领域也是个人自由（当然对于任何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甚至于还可以选择去创造一个并不既存的领域。对于其他任何非学术的职业领域的选择，也同样无需考虑国家和民族大义，但同样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相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己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各级官员，都不直接创造任何社会价值！我们更当深思的，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存在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是否存在满足个人自由选择并去推动它发展的渠道，以及这渠道是否通畅？
中国当今之现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真正让人惋惜的！
我们的社会政策，阻碍贫穷地区出身的孩子为社会发展贡献他们的智力。他们的父母离乡背井到大城市谋求生存，他们很可能从小缺乏父母之爱，缺少父母之言传身教，更容易受到社会暴力的侵害，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不成长为仇恨社会的一员就足够让人感叹不易。我们难道不痛心么？
我们的科研管理政策，让踌躇满志，好不容易通过长期的个人努力，得到了优质教育和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在西方国家和同行平等竞争的青年科学家马臻回国在国内的越来越不缺钱的一流大学里刚开始才能拿到没有积蓄无法在上海生存的几百块，对科研的热情到了妻子生孩子还要兼顾学术工作疲于奔命的程度，不乏努力的成果到了教授评审时还要淡定地接受“太年轻”这样蛮横的否定准则，难道我们不痛心么？这不就是当代的陈景润么，尽管他还没有做出国际最一流的学术工作？我们的社会就非得要这样对待有理想，有抱负，又努力的有才能的年轻人么？我们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以陈景润为榜样，要安于斗室，要心态平和地接受现行的非常不合理的规则？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让有抱负的人能够踏实地去追求自己感兴趣以及自感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又该如何做呢？我尝试往这个方向做一些思考，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样一篇博文的初衷。否则，我大可以就此搁笔，只是撂下一些大家都在尝试寻找答案的问题。
我思来想去，觉得利用民间资本力量或许是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暂且针对科研）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要达到激活中国学术研究的活力这个程度依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什么考虑民间资本？主要原因是国家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和目前中国政府的组织形式一脉相承，是个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这种体制之下，负面的结果就是只有“大树底下好乘凉”。这里面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众人都熟悉的直接的财政上的依附关系，另一个是身在“大树”之下，要受他/她的荫护，要独立做独树一帜甚至挑战“大树”权威的研究，其难也知。而“大树”之外，可能就不得不做“陈景润”了，至少不得不接受“六平米的斗室”吧，至于是否做得出国际一流的工作就不好指望了，毕竟有资源的“大树”自己也未必做得出。在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体制之内要革体制的命要做去行政化，每多掣肘，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不是如此，中国的大学早不是今日之大学。当然，这个规律又岂止仅限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显现呢。
经济领域受到的干预也是很大的，在各个领域里名目繁多的各级政府审批就是明证，结果是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投资者的热情，并且促就民间投资的畸形分布。不过好歹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人们在讨论缩减政府审批，要给民资松绑，比如现在立法上也要给民间借贷疏通道路。前不久，科学网还报道说政府也在考虑减少对民资进入高等教育的行政限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的契机，不仅仅针对商业，对科学研究也是。当然，民间资本进入研究领域，肯定是首先面向可应用的技术领域，因为这更有希望带来商业利润。这一方面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也会是好事。在科学网上关于中国先进仪器开发的话题讨论也一直不绝于耳。如果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民资，从而培养和推进先进仪器的国内研发实力，不仅仅会带来商业利润，而且有助于提升国内的基础科研的基准——技术创新可带动基础研究的创新，这里不赘述。国内培养出来的博士，也多了一条选择之路，有了用武之地，不必一窝蜂地也跑去挤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争当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在博客上或者在纸上写写字，比实际上做到这一切更困难得多。要利用好现在日益增长的民间资本，需要多方面做好几件事情。
一个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沟通渠道的建立，在这方面，政府应该也不会限制中国大学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大学成里具有创新孵化器性质的机构，并注重其在校内以及社会上的宣传，一方面让大学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只要感兴趣就能够接触到如何将技术商业化的程序，学习如何和企业家打交道；同时有投资技术热情的民间资本可与这样的机构互有接触，机构承担一个专业人员和企业家沟通桥梁的作用。这样的机构并不需要臃肿的人员配置，也不需要很大的财政支持，比较现实可行。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法律层面上对专利技术的保护，这个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已经意识到了或者至少开始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所以也是可以寄望的。
如果我们能做好上面提到的事情，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互动日益增多了并且取得成功以后，一方面可能会促生一些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可能就来自于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除了愿意投资应用前景更容易预期的技术，还愿意直接资助离商品化市场化较远的基础科学研究，从而走上成立独立运营的民间科研基金的道路。这样，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要在学术界安身立命也会更容易一些，而不必完全仰赖“大树”了。
当然相信到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界自身也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架构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忽略掉民间资本正要逐渐被释放出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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