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李侠教授近日在科学网撰文《在创造科学奇迹的拼图上，中国还缺点什么？》我个人并不同意他的论断“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发现并热爱真理，而不自由的人是没有能力发现真理的”中所意指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缺乏自由的结论。

       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有幸回国从事科研工作了两年时间。我亲身体验了国内科研工作的情况——从申请国自然科学基金，到省级市级的科研资助，到参与指导从本科毕业生到博士生的科研课题，对比我常年生活和工作过的瑞典/欧洲，我并不觉得我国缺什么。差异是存在的，尤其是省级市级的课题支持，明显地偏向解决对标西方先进技术方面的研发工作。考虑到我国确实还存在一些国产化替代的现实需求，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不合理，顶多是认为这种倾向反映出来政府资助机构管理者可能依然普遍存在不够自信的情况——对标项目的核心逻辑，就是西方有，我也要有，他们做到什么参数，我以之为实现目标；而不是以自身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西方没有，我就不能做，必然做不到吗？有的申请书附带的表格，填写个人相关发表的论文，需要提供论文所发表的杂志影响因子和引用数，其背后的逻辑是——你做的工作有多少意义我判断不了，所以我只能看你文章发哪里，有几个人引用你的文章。

        而国自然科学基金在设置上，既会考虑资助前沿探索，也会支持技术应用，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好批评的。如果要批评，我个人不是很欣赏基金申请书中描述研究基础和成果时普遍习惯拿论文影响因子来炫耀的做法，没有忠于淡化论文发表平台，强调研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初衷。另外，基金申请书审核，过于重视申请书格式细枝末节的问题（有市井流传的说法是错别字也属于审查标准），还有申请书交由所属机构层层审查批准的流程。为什么申请人提交后必须通过申请人所在机构统一审批？为什么格式化的流程不能简化？

        我在国内工作期间，由于科研经费并没有完全独立，我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以便开展工作，我会跟领导讨论我计划研究的课题方向，但同时我并没有感受到领导会干预研究方向。只要我阐述清楚要做的工作有何意义和价值，在实际研究基础和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领导都会支持我的工作。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涉及和外单位合作的情况下，作者署名排序可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但是我没太多可以抱怨我直属领导的，尤其是我的领导甚至有的时会选择牺牲个人署名排序，而希望让我的贡献在发表的论文当中得到恰当的体现也许并非所有国人都有我这样的境遇，但同时，我也相信我绝对不会是唯一幸运的人。

        如今，我回到了瑞典从事研究工作，同样由于尚未实现科研经费独立，我离不开直属领导的支持。我开展研究工作，也同样要考虑现实条件和研究基础。我并没有感受到所谓中国和外国在科研自由度上的区别。诚然，我个人水平所限，不会考虑什么工作具有颠覆性，只是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边界条件下尝试去解决一个个对临床诊疗有意义的人工智能算法和工具开发的工作。只要对于解决有临床实际需求的问题有意义，我就会感到自豪。

       基于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我不认为国内有什么缺乏的，明显的短板。更多的恐怕是需要耐心，和信心。就像游戏科学的冯骥，在他组建的团队开发的《黑神话悟空》成功之前，又有多少人看好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