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用及兽用狂犬病疫苗(3)

前记: 

目前国际上关于狂犬病研究最权威最全面的大型学术专著是《狂犬病：科学基础和管控（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简称《狂犬病(RABIES)》。该书最新版（第４版）已于2020年5月面世。

该书共有22章，其中第14章是《Human and animal vaccines(人用及兽用疫苗）》。现将此章的内容全文翻译成中文供参考。

第14章 人用及兽用疫苗(3)

Human and animal vaccines

5.用于疫苗生产的狂犬病病毒株

(Rabies virus strains for vaccine production)

　　狂犬病病毒特异性病毒中和抗体（VNAs）是针对狂犬病病毒糖蛋白（G蛋白）的，G蛋白是一种三聚体I型膜蛋白，可形成一个从病毒膜向外延伸8.3纳米的突起(spike)。G蛋白包含三个结构域：胞外域(ectodomain)、跨膜域(transmembrane domain)和胞质域(cytoplasmic domain)（Gaudin,Ruigrok,Tuffereau,Knossow, & Flamand,1992）。胞外域负责病毒的感染性、神经侵袭性以及诱导产生病毒中和抗体（Langevin, Jaaro, Bressanelli, Fainzilber, & Tuffereau, 2002）。

推荐用于疫苗生产的狂犬病病毒株是“固定(fixed)”病毒（与野生型或“街毒(street)”病毒相对），这些病毒在兔、绵羊、山羊、小鼠或大鼠的神经组织中生长，或在包括连续细胞系在内的细胞培养物中生长。固定狂犬病病毒株，例如攻击病毒标准株（CVS）、Flury低代鸡胚株（LEP）、Flury高代鸡胚株（HEP）、Kelev株、Evelyn Rokitniki Abelseth株（ERA）、Vnukovo-32株、Street Alabama Dufferin株（SAD）、巴斯德病毒株（PV）以及Pitmann Moore株（PM），已经或正在被用于生产灭活兽用狂犬病疫苗（Reculard, 1996）。然而，世界卫生组织（WHO）并不推荐或认可任何特定的狂犬病病毒株用于疫苗生产（WHO, 2005）。除了使用少数经过验证的历史种子批外，鼓励开发新的毒株和分离株，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和最小化成本（Jackson, 20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这些毒株在提供针对狂犬病病毒属物种1成员的一致保护能力方面彼此相似。但是，它们在细胞培养中的生长参数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当在生物反应器中以0.3的感染复数（MOI）感染在微载体上生长的金黄地鼠肾（BHK）-21细胞时，PV株产生的滴度最高（Kallel, Rourou, Majoul, & Loukil, 2003）。Flury LEP株的最高滴度是在静态培养系统中以0.01的感染复数感染BHK-21细胞时获得的（Tao et al., 2011）。Flury LEP株被广泛用于制造人用和兽用狂犬病疫苗，因为它在细胞培养中生长可以达到很高的滴度，并且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Koprowski & Cox, 1948）。在还原条件下通过十二烷基硫酸钠（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分析时，狂犬病病毒CVS和ERA株的G蛋白呈现为双条带（Langevin & Tuffereau, 2002; Prehaud, Coulon, LaFay, Thiers, & Flamand, 1988）。而所有其他固定狂犬病病毒株的G蛋白均为单一条带。提高病毒种子株中G蛋白的表达可能会增强灭活狂犬病疫苗的免疫原性。例如，一种经过改造编码了额外G基因的Flury LEP株（rLEP-G）在细胞培养中产生了显著更高水平的G蛋白，并显示出相似的体外生长特性和生物安全性。基于rLEP-G病毒的灭活疫苗在接种对象体内诱导的抗体滴度显著高于Flury LEP株诱导的滴度，这表明rLEP-G是用于生产灭活狂犬病疫苗的改良候选种子病毒（Tao et al., 2011）。类似地，基于SAD株高度减毒的三重G蛋白变体（SPBAANGAS-GAS-GAS）的灭活狂犬病疫苗，可能允许采用一种抗原节约策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Faber, Dietzschold, & Li, 2009）。

为确保毒株同一性，建议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如下一代测序等）（Hoper et al., 2015）对狂犬病疫苗病毒进行全面的遗传学表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疫苗生产商应对其种子株进行测序，并通过GenBank提供独立的登录号（Finke, Karger, Freuling, & Muller, 2012; Shi et al., 2010）。必须谨记，虽然核苷酸序列分析可提供关于由该序列诱导的抗体反应特异性的信息，但它并不能保证疫苗效力，因为效力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参数，例如疫苗剂量以及疫苗触发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能力（Rupprecht et al., 2008）。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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