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前驱们，其实都有“伦理中心主义”的冲动，即，一切科学最终为人类伦理服务。而唯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偏离了社会学先驱们的初心。

笛卡尔为科学赋予实证精神，使科学脱离形而上学的把控，有学者说，笛卡尔伦理学是他实践哲学的构成，也是笛卡尔哲学的归宿和最终目的[1]；孔德把笛卡尔视为实证主义大厦的第一块砖[2]，孔德的社会科学就是伦理学，孔德把社会科学看成穷人的武器，使得无产者既不被神学愚弄，也不被形而上学悬谈蛊惑（下图，孔德传授百姓社会科学十余年）。底层人民能直接从经验出发来把握事物，用恰当工具来组织理论。

涂尔干的社会科学也叫“道德科学”[3]，这也是为什么他最显赫的研究是《自杀论》和讨论社会分工这类问题。而马克思就不用说了，可以说，能检索到的古典社会学家，个个都有伦理学建树的。

当下，在我们所有职业里，经济学家仿佛最易被推崇，他们的观点很容易上头条，现在，好像也容易“上头”。

教育和职业背景，塑造个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事风格。作为方法论研究者，说说人们应对经济学家保持怀疑的理由。我们用“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来形容经济学，源于我们偏爱“实证”的社会科学，就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由于物理主义一直和实证思潮交织在一起，毋宁说，我们偏爱“社会物理学”。而经济学，正是最“物理”的那门社会学问，“物理化”有这么几项显著的行事特点：

1）原子主义：个人和社会就像原子与物质，默认了“人”是抽象同质的，人的问题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作，顺着这样的思路，经济学家理所当然使用“政策工具，宏观调控”，然而，常听的反诘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2）简化论：阿基米德不把箭矢抽象为质点，是列不出抛物线方程的。简化论挪用在人的问题中，一定意味着简化，越精妙的简化，往往越是对现实的高度裁剪，那么，迎面而来的问题就是：裁剪谁？裁剪哪里？谁来决定？“裁剪”完全可以看做“大局观下的牺牲”

3）本质主义，我们从小学就知道把握事物之本质，然后用“本质”来描述和解释复杂的社会事实。经济学家的本质就是“经济”。糟糕地方在于，一方面，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精髓，理智的人都会揣摩“天道”，另一方面，天道也把我们牢牢摁在“本质”上面，我想，没人否认财富的首要性（很多观念遥相呼应，合力导致了“钱的中心地位”）

4）数学化，这是计算思维的温床。计算思维让我们毫不费力的找到“创新点”，毕竟，职业数学家早早发明了一大堆数学工具。然而，数字一定是对社会事实的扭曲，试想，用数字来刻画幸福。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计算创新，很难想象，扭曲再扭曲可以“负负得正”的结果。

其实反思社会科学科学化完全不新鲜，怎么说呢，社会科学不应该是“科学”独角戏。此外，经济学家也不是治国专家首选，如果推荐，我觉得人类学或图书馆学听起来都不错，理论上：不同类型人，在前者心中有位置；不同知识，在后者心中有位置。

[1]兰岚．笛卡尔哲学体系初探[J]．法国研究，1985

[2]施璇. 笛卡尔伦理思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 伦理学研究,2021(1):56-62.

[3]陈涛.道德的起源与变迁——涂尔干宗教研究的意图[J].社会学研究,2015,30(03):6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