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句话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绝大数人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应集中在“有用即真理”。通过说明实用主义者身份，陈述者强调自身“看重那些有及时兑现价值的”，为一系列趋利避害的行动作辩护。（强调自己看起来身心不统一，但内部是身心统一的）

图中是100多年前，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他是古典实用主义哲学三巨头之一（PS：另外两个是皮尔斯和杜威）。实际上，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词根pragma是希腊语“行动”“实践”。

世界人民误解“实用主义”各有原因，我认为，中文母语者误解“实用主义”，将其矮化为一种趋利避害想法，至少有两个中国特有的原因。其一，是语言的，望文生义。当我们看到“实用”二字，恐怕下意识理解为“有用、有益”，useful或者benefical。其二，是文化的。中国哲学可概括为大道不离人伦日用，关注真实生活，讲究实用，注重当下体验。所以理解成“有用、有益”，是符合传统观念。

学习生活中，能够观察到，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有强大的“望文生义”功能，我们通常“猜”就能大致把我一个新词新字。比如：我们没有学习过繁体字，但都能认出繁体字。经常有人这样感叹：汉字，可真是老祖宗的智慧结晶啊。

问题是：象形文字真的有利于一个文明嘛？真的有利于一个人的思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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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象形文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即：通过“相”（视觉）来辅助认识活动，如此一来，至少可以推理以下个观点：

推论观点1：如果依赖视觉器官，就能八九不离十猜到什么意思，如此的望文生义久了，形成路径依赖，容易形成“不求甚解”的文化习惯。

推论观点2：象形文字仰仗视觉系统，换句话说，象形文字应当与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现实生活不能直接通过实物直接把握的抽象概念，象形文字该如何表示呢？简言之，象形文字削弱了人脑抽象思维能力（共相的能力），同时，让人脑具有了朴素实在论观念（朴素唯物论）。我们知道：科学的产生，一定需要强大的抽象能力。

推论观点3：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其依赖图形和结构。象形文字的扩展性，肯定不如表音文字，而且很大可出现“能省就省”的想法：如果新旧概念差异不大，我们尽量用旧概念来统阔新概念；如果新旧概念差异很大，实在需要发明新词，就尽量套人们熟悉的老词。前者是不是滋生了“容忍模糊”，后者则制造望文生义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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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论》中提出的观点。

总的来说：象形文字（汉语文字），可能对使用文明的影响是负面的。因为语言模糊，导致思想模糊。回头看看，实际上中国文化确实将“糊涂”，保持“两可”，看做一种智慧境界。（难得糊涂，和光同尘，仁者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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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理：

模糊和相对主义，最大的困难是：如果保存分歧，就无法“行判断”，是无法推进人类认识活动的，所以人们必须找个裁判。

东方：孔子给的解决方案是“礼”，大概从日常伦理出发，当人们面对分歧，很简单：臣听君的，妻听夫的，弟听兄的，子听父的，徒弟听师傅的。按照这个判断公式执行下去吧...“真理”的角色落实到了人的身份上，（人类解决分歧、解决相对主义的那个东西，是一个生态位。生态位来自生态学，指系统中必须得有，但可以是任何）

西方：智者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可能是西方首次将“相对主义”的问题抛了出来，其极端化就是皮浪的极端怀疑主义，皮浪的口号就是“不做任何决定，悬搁判断”。幸运的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哲学家，就在寻求真理（“真理”直接否定“相对主义”），来解决相对主义的问题，比如“数”“逻辑”，这些哲学思考都用主体间性在克服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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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推理：

如果上述推理还是有点可信的，那么中文这套语言文字系统，可能没那么好，一些爆棚的“民族自豪感”是不是削弱了一些？此外，从对“实用主义”一词的滥用，我有个“双向选择”的想法：我们选择一种理论，是不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只能看的懂这种理论：这种理论与旧观念系统兼容。守它，就是变相守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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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章，需要实用

这篇文章非要有什么直接用处的话？我认为，训练大语言模型不要用中文，务必！孩子教育，第二外语不能放弃！

（我想写一本《人的自然状态》，意在解释我们中国人在观念上的一些缺省设置，这篇手稿是其中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