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回答“意义”的来源问题，或者，“意义”的成真条件问题。它是包括哲学在内众多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例如，仅语言哲学就发展出六种以语言为对象的意义理论[i]

最具声誉的意义理论，是由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1]接续发展的“意义行为论（behavioral theory of meaning）”，它在历史上具有多种理论形态和提法。例如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意义理论也叫做“意义的证实观[ii]”，他的陈述包括了“一个命题的含义就是它被证实的方法”“一个命题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方式；两个命题不可能得到同样的证实”“命题如果有不同的实证，那么它将会有不同的意义”。

意义行为论最响亮的变形，无疑是作为逻辑实证主义[2]基本理论支柱的――证实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也有家族相似的观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显示（自然）科学进步的核心就在于科学方法和方法创新的推动[iii]，就像现代统计科学创立者皮尔逊指出：“整个科学之统一只在于其方法而不在于其材料，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iv]”。 

   课题主张社会科学“创新”的意义行为论，这里的“行为”即“方法”，即社会科学“创新”之所以为之“创新”，具有意义，其成真条件就是方法创新，那么人们领会“方法思想”就是理解“创新”。这样的信念来源两个方面：科学解释“统一模型”的观点、相关概念的逻辑分析。

   首先，根据“统一模型”观点，那些具有普遍性的论证模式应用于一个崭新领域是具有潜在科学合理性的，那么，将哲学和自然科学共有的学说用于社会科学，有其合理性。其次，3.1.2（1）已论述逻辑分析完整过程：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体现在创新“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假说”；根据科学哲学“理论结构观”，完整“科学理论”包括联结社会经验现象的桥接原理（方法）；“科学假说”则有待创新方法检验，综合推出：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本质是方法创新。

这是博士论文3.2.1的内容。主要目的是加粗部分：将社会科学“方法思想”和“创新”等价起来，理解“方法思想”就是领会“创新的意义问题”

这是一种激进的主张。从大了说，在社会实践的领域，“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庸政和懒政。从小了说，社会科学研究，不变方法变换内容的研究，属于“学者的狡伎”。总的来说，这是对某个“总体秩序”盲目顺从的现象。

[1] 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关系紧密。从时间维来看，分析哲学在先。分析哲学以语言为对象，研究语言问题是分析哲学的重要内容，分析哲学从“逻辑的研究”进入“语言的转向”后，带来语言哲学。

[2] “逻辑经验主义”也叫“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最重要流派。使用后者，是为与“实证”一脉联系起来。

[i] 耿菲菲. 意义理论的分析与整合[J]. 外语学刊,2004(5):26-31. DOI:10.3969/j.issn.1000-0100.2004.05.005.

[ii] 阮凯.意义的证实观: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型之谜[J].哲学动态,2019(02):87-95.

[iii]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3-13.

[iv] 李醒民. 皮尔逊眼中的科学方法[J]. 方法,1999(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