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从“薛定谔的猫”出发，将若干学术观点系统托出，内容包括：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总体秩序及其悲剧预言，学术原始创新何以可能，主体性问题，我心目中的“师道”，也合理说明了我为何要试图发明“唯理论方法”。

本文计划教师节发布，由于对杂文不够满意，拖到今日，当天忘记给我的老师们祝福了。李博闻20230915

Level 0：叛逆符号

“薛定谔”，像一个后现代人名，“薛”为姓，“定谔”为名。但是，“定谔”缺乏意义指向，看不出内部逻辑和结构，反叛了现代社会“取名”的俗常。

人们或许并不理解“薛定谔的猫”的指称内容，但不妨碍年轻人拿它作为体现反叛精神的文化符号。比如：（下图）一款网络游戏中“薛定谔”人物形象；社交媒体中，也有一些以“薛定谔”命名的群组。

Level 1：名词形容词化

“名词形容词化”是正常的语言现象。（上图）新闻和学术文献中的使用案例显示：“薛定谔的XX”用法不罕见。

使用“薛定谔的XX”时，不仅道出事象具有“不确定性、矛盾叠加、神秘未知”的状态属性，同时，也含蓄显现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发生在与社会学术语的联结时，例如：“薛定谔的领导”“薛定谔的票房”“薛定谔的父母”“薛定谔的政府”等等。

能够把握用法，反映了使用者已经领会“薛定谔的猫”作为词汇最为鲜明的“性状特征”，另一个近似的梗用法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Level 2：量子力学的思想实验

“薛定谔的猫”是有关量子力学的著名思想实验，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量子力学的完备性证明。我们可以理解为：“量子力学”是获得公认的、被验证的、最严谨的理论之一。庸俗来说，量子力学是真的。

“薛定谔的猫”至少揭示三个方面内容：

1.“猫既死又生”（叠加态）：微观尺度，物质同时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状态。（此时，逻辑矛盾律失效）2.“观测影响结果”（测不准原理）：不观察，物质具有叠加态，只能用概率表示；观察时，由于观察本身的相互力作用，物质坍缩为某个确定值。（此时，因果确定性丧失、经验主义失效）3.成功建立微观世界（原子核）与宏观世界（猫）的联系。（微观物理世界不确定性，可以作用人类可感知的生活世界）

我认为“薛定谔的猫”或量子力学，制造的思想冲击：

我们一度天真认为，至少在物质世界，其自然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服从严格的因果关系。特别是被誉为科学最高典范的物理学，其历史上的成功让人们建立一种信念，上帝不掷骰子，物质世界遵循的“前因后果的严格确定性”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总体秩序。然而，量子力学否定了这种总体秩序。

玻恩认为：量子力学引入的不确定性，为传统力学决定论城堡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他看来，量子力学的内在不确定性，能够协调物理定律外在的刚性和人类自由。

Level 3：没有总体秩序的世界

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观念？

世界存在某个抽象的、作为背景的“总体秩序”，它是无所不包、严丝合缝、融贯稳固的“无缝之网”。这套整全的秩序系统中，我们能够为一切事物定位，同时，没有奇异点。任何看起来的“奇迹”，也只不过是我们一时无知的表现，我们终将可以理解。

这种“总体秩序”观点叫做“实在论”。如果相信通过“科学话语”能言说这个总体秩序，就是“科学实在论”，如果其他，比如借助上帝就是“宗教实在论”，当然，你可以同时持有多种观点。

绝大部分读者可能是“科学实在论者”。那么，量子力学成就显示：人类科学体系中最精密的部分―物理学，都没有“总体秩序”，物质世界在微观层面毫无确定性可言，我们甚至要摒弃因果决定论和逻辑矛盾律。这样的话，何谈那些不怎么精密的其他科学？比如：以旨在为社会现象及人类行为“提供解释”（而非“预言”）为目标的社会学。

总的来说，这个世界（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没有总体秩序。

Level 4：总体秩序悲剧

关于总体秩序的命题，就是“永恒真理”；基于总体秩序的判断，就是关于“必然如何”不容妥协之“教条”；推行总体秩序的负责人（人间代理），就是“圣人” ；

本无总体秩序的世界，推行总体秩序，必然导致总体秩序悲剧：因为“总体化”，总是有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借用哲学术语），或者说，结构性剩余（structural surplus，借用经济学术语），秩序理想和现实不匹配，导致一些内容终究无法被秩序系统处理，这些内部僵局只能强行孤立和排斥出去，不一致性（困难）被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秩序系统名存实亡，走向瓦解。

就像：用1-3元的函数（1-3个总体秩序）来拟合一个日益复杂的曲线（现实生活）。

Level 5：圣人，凡夫和大盗

总体秩序产出“圣人”，“圣人”维持总体秩序

总体秩序必然导致“例外”，手握解释权的圣人自由处置“例外”（特字头活动：特供特许特赦等），有时，出于无奈或者最大化裁判权，总体秩序的细枝末节处也可能摸棱两可（口袋条款）

古典文学中，“圣人”的对立面是“凡夫”和“大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凡夫”积极维护总体秩序，他们顺从总体秩序。“凡夫”无所依，他们迫切希望在不确定的生存世界里感受到确定性，进而谋得上升。一般两种途径：一是建立人身依附关系（Personal attachment relationship）；一是埋头积累。总的来说，“凡夫”的信念：游戏要有明确规则，付出要有回报，这样方能“吃得苦中苦，做的人上人”，哪怕“苦”来自人上人。反之，在打翻圣坛、“历史轮回”前，“躺平”是最善良的做法。

“大盗”同样维护总体秩序，但他们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利用总体秩序。低阶“大盗”通过“例外”受益，毕竟走钢丝的前提是：钢丝看得见、摸得着、僵硬绷直；高阶“大盗”辅助处置“例外”。

作为中介的“偶像”

“偶像”一直都是圣人手塑的玩物，“偶像”被人们直观感受，满足“凡夫”幻想，也为顺从行为提供模板。粗制滥造的“偶像”不能发挥规训作用。

Level 6：学术原始创新

总体秩序运转起来，惯性运动成为日常，那么，后来人争先恐后的工作主要是：1.继承和发扬（移植创新，低水平重复）；2.与时俱进的缝补（加法创新，特设性修改），超越和颠覆既有秩序，会被视作“叛逆”。

学术原始创新的本质是“科学革命”，但我们文化很早将“知识”与“上升通道”绑定起来（学而优则仕），“叛逆”对于“仕”可是危险的信号。

试想应试教育体系培养的“做题家们”，“做题”精髓在于“严格遵从解题规则”“大量重复训练”。“做题家”通过“做题”获得成功，同时，也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做题家”擅长“在规则下从事解谜式的知识产生活动”。在科学分工中，他们通过积累大量的学术上的反常，为天才人物发动“科学革命”提供专题资料。

不可完全信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在中国》是胡大年教授博士论文改，全景呈现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接受过程。书中可知：驱动中国知识界反复横跳的，是作为背景的“总体秩序”，与“学术”几乎没有关系，根源在于“知识与仕”绑定久矣。

（第一阶段）由于爱因斯坦鲜明的反战立场和抗日战争的支持，他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和尊重（第二阶段）伴随苏联掀起反资产阶级科学运动，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进行粗暴批判（第三阶段）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的态度有所缓和（第四阶段）WG后，一部分人看到通过攻击权威带来成名机会，又引发了对爱因斯坦有组织批判（第五阶段）周恩来为消除以往影响，会见外宾时赞许了爱因斯坦。SRB迅速组织反击，又一轮批判爱因斯坦。随着SRB入狱（第六阶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家集会恢复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名誉（第七阶段）一些人出于对辩证法的热诚，零散的批判直到21世纪。

Level 7：主体性和师道

实现学术上的原始性创新，我的主张：一定要激活自身“主体性”。“主体性”是个复杂话题，与它家族相似的词汇包括：理性主体/批判性思维/反思性/生命情感/终极关怀/存在主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性灵（一些已经被庸俗化污名化了）。

激活“主体性”第一步：就算信仰某个“总体秩序”，个体也应当凭借个人自由意志和良知去直接解释和实践它，而不是借助外部权威做中介，通过背诵和模仿来强化信念。西方“主体性激活”历史性事件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用及其“因信称义”的原则（宗教形式的人格独立）。

前天是教师节，我认为的“师道”：老师教育学生，从来就不应当是建立自己学术上的私人卫队，而是让年轻人站在自己肩膀上，接力发展下去，超越自己。

上师者，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来激活学生主体性（艺术类可能是激活生命情感的本真）；

中师者，辅导学生领会世界之真相，鼓励学生自我激活，或者，给予思想上的自由；（说清楚科学哲学“反科学实在论”“SSK”“STS”）

下师者，学徒制，传授赖以维生的技艺，或为学生谋生搭桥铺路；

不入流者，雇工关系/交换关系，甚至借机建立一种畸形的人生依附关系；

父母之道，大同小异，中心议题同样是：如何激活孩子的主体性，而不是培养下一代的“工蜂”，每个中国父母都应该竭力避免“放羊娃悲剧轮回”。

Level 8：激活主体性之后

王德峰教授认为：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器”是可以直接被感知和经验到的事物，不可被直接经验到的，则是“道”，“器”是“行道”的工具，而哲学是论道的学问。

当个体一旦激活主体性，摆脱“器”的束缚，开始领会“道”（本体论），原始创新就发生了。个体会凭借理性建立一套整体性认识来呈现“生存场（Survival Field）”（认识论），随之，会非常自然地创想一系列用来“行道”的“器”（方法论）。比如，在我的“道”中，可以顺序地推导：

1）柏拉图起以生产关系为基的阶级分析法（method of class analysis），或许可被基于“人类理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代替、阶级矛盾问题可被“有理性VS无理性”问题消解，“阶级矛盾”本质是：没有理性的群体，制造矛盾，却没有调和矛盾的能力。

2）历史上“有理性VS无理性”PK中，往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根源在于“高尚者”持有的是封建礼教的“仁义礼智信”，而不是笛卡尔的“理”（家族相似的一系列词汇）。为逆转劣币驱逐良币，那必然需要发明一套唯理论方法（罗蒂方法/博闻方法，哈）。这套方法，一面确保“有理性”能赢，另一方面，方法本身净化人心（逆霜之哀伤？）。

3）激活主体性，就会摒弃陈见，过去金科玉律也会嗤之以鼻。比如：“枪杆子出政权”只是对文明历史周期律（“圣人VS凡夫”轮回）的经验概括罢了，毫无抽象，而《辛普森一家》就给出了“理性主体”的新观念。（是不是在国际新闻中有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