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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从“薛定谔的猫”出发,将若干学术观点系统托出,内容包括: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总体秩序及其悲剧预言,学术原始创新何以可能,主体性问题,我心目中的“师道”,也合理说明了我为何要试图发明“唯理论方法”。
本文计划教师节发布,由于对杂文不够满意,拖到今日,当天忘记给我的老师们祝福了。李博闻20230915
Level 0:叛逆符号
“薛定谔”,像一个后现代人名,“薛”为姓,“定谔”为名。但是,“定谔”缺乏意义指向,看不出内部逻辑和结构,反叛了现代社会“取名”的俗常。
人们或许并不理解“薛定谔的猫”的指称内容,但不妨碍年轻人拿它作为体现反叛精神的文化符号。比如:(下图)一款网络游戏中“薛定谔”人物形象;社交媒体中,也有一些以“薛定谔”命名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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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词形容词化
“名词形容词化”是正常的语言现象。(上图)新闻和学术文献中的使用案例显示:“薛定谔的XX”用法不罕见。
使用“薛定谔的XX”时,不仅道出事象具有“不确定性、矛盾叠加、神秘未知”的状态属性,同时,也含蓄显现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发生在与社会学术语的联结时,例如:“薛定谔的领导”“薛定谔的票房”“薛定谔的父母”“薛定谔的政府”等等。
能够把握用法,反映了使用者已经领会“薛定谔的猫”作为词汇最为鲜明的“性状特征”,另一个近似的梗用法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Level 2:量子力学的思想实验
“薛定谔的猫”是有关量子力学的著名思想实验,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量子力学的完备性证明。我们可以理解为:“量子力学”是获得公认的、被验证的、最严谨的理论之一。庸俗来说,量子力学是真的。
“薛定谔的猫”至少揭示三个方面内容:
1.“猫既死又生”(叠加态):微观尺度,物质同时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状态。(此时,逻辑矛盾律失效)2.“观测影响结果”(测不准原理):不观察,物质具有叠加态,只能用概率表示;观察时,由于观察本身的相互力作用,物质坍缩为某个确定值。(此时,因果确定性丧失、经验主义失效)3.成功建立微观世界(原子核)与宏观世界(猫)的联系。(微观物理世界不确定性,可以作用人类可感知的生活世界)
我认为“薛定谔的猫”或量子力学,制造的思想冲击:
我们一度天真认为,至少在物质世界,其自然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服从严格的因果关系。特别是被誉为科学最高典范的物理学,其历史上的成功让人们建立一种信念,上帝不掷骰子,物质世界遵循的“前因后果的严格确定性”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总体秩序。然而,量子力学否定了这种总体秩序。
玻恩认为:量子力学引入的不确定性,为传统力学决定论城堡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他看来,量子力学的内在不确定性,能够协调物理定律外在的刚性和人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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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总体秩序的世界
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观念?
世界存在某个抽象的、作为背景的“总体秩序”,它是无所不包、严丝合缝、融贯稳固的“无缝之网”。这套整全的秩序系统中,我们能够为一切事物定位,同时,没有奇异点。任何看起来的“奇迹”,也只不过是我们一时无知的表现,我们终将可以理解。
这种“总体秩序”观点叫做“实在论”。如果相信通过“科学话语”能言说这个总体秩序,就是“科学实在论”,如果其他,比如借助上帝就是“宗教实在论”,当然,你可以同时持有多种观点。
绝大部分读者可能是“科学实在论者”。那么,量子力学成就显示:人类科学体系中最精密的部分―物理学,都没有“总体秩序”,物质世界在微观层面毫无确定性可言,我们甚至要摒弃因果决定论和逻辑矛盾律。这样的话,何谈那些不怎么精密的其他科学?比如:以旨在为社会现象及人类行为“提供解释”(而非“预言”)为目标的社会学。
总的来说,这个世界(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没有总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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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体秩序悲剧
关于总体秩序的命题,就是“永恒真理”;基于总体秩序的判断,就是关于“必然如何”不容妥协之“教条”;推行总体秩序的负责人(人间代理),就是“圣人” ;
本无总体秩序的世界,推行总体秩序,必然导致总体秩序悲剧:因为“总体化”,总是有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借用哲学术语),或者说,结构性剩余(structural surplus,借用经济学术语),秩序理想和现实不匹配,导致一些内容终究无法被秩序系统处理,这些内部僵局只能强行孤立和排斥出去,不一致性(困难)被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秩序系统名存实亡,走向瓦解。
就像:用1-3元的函数(1-3个总体秩序)来拟合一个日益复杂的曲线(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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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人,凡夫和大盗
总体秩序产出“圣人”,“圣人”维持总体秩序
总体秩序必然导致“例外”,手握解释权的圣人自由处置“例外”(特字头活动:特供特许特赦等),有时,出于无奈或者最大化裁判权,总体秩序的细枝末节处也可能摸棱两可(口袋条款)
古典文学中,“圣人”的对立面是“凡夫”和“大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凡夫”积极维护总体秩序,他们顺从总体秩序。“凡夫”无所依,他们迫切希望在不确定的生存世界里感受到确定性,进而谋得上升。一般两种途径:一是建立人身依附关系(Personal attachment relationship);一是埋头积累。总的来说,“凡夫”的信念:游戏要有明确规则,付出要有回报,这样方能“吃得苦中苦,做的人上人”,哪怕“苦”来自人上人。反之,在打翻圣坛、“历史轮回”前,“躺平”是最善良的做法。
“大盗”同样维护总体秩序,但他们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利用总体秩序。低阶“大盗”通过“例外”受益,毕竟走钢丝的前提是:钢丝看得见、摸得着、僵硬绷直;高阶“大盗”辅助处置“例外”。
作为中介的“偶像”
“偶像”一直都是圣人手塑的玩物,“偶像”被人们直观感受,满足“凡夫”幻想,也为顺从行为提供模板。粗制滥造的“偶像”不能发挥规训作用。
Level 6:学术原始创新
总体秩序运转起来,惯性运动成为日常,那么,后来人争先恐后的工作主要是:1.继承和发扬(移植创新,低水平重复);2.与时俱进的缝补(加法创新,特设性修改),超越和颠覆既有秩序,会被视作“叛逆”。
学术原始创新的本质是“科学革命”,但我们文化很早将“知识”与“上升通道”绑定起来(学而优则仕),“叛逆”对于“仕”可是危险的信号。
试想应试教育体系培养的“做题家们”,“做题”精髓在于“严格遵从解题规则”“大量重复训练”。“做题家”通过“做题”获得成功,同时,也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做题家”擅长“在规则下从事解谜式的知识产生活动”。在科学分工中,他们通过积累大量的学术上的反常,为天才人物发动“科学革命”提供专题资料。
不可完全信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在中国》是胡大年教授博士论文改,全景呈现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接受过程。书中可知:驱动中国知识界反复横跳的,是作为背景的“总体秩序”,与“学术”几乎没有关系,根源在于“知识与仕”绑定久矣。
(第一阶段)由于爱因斯坦鲜明的反战立场和抗日战争的支持,他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和尊重(第二阶段)伴随苏联掀起反资产阶级科学运动,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进行粗暴批判(第三阶段)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的态度有所缓和(第四阶段)WG后,一部分人看到通过攻击权威带来成名机会,又引发了对爱因斯坦有组织批判(第五阶段)周恩来为消除以往影响,会见外宾时赞许了爱因斯坦。SRB迅速组织反击,又一轮批判爱因斯坦。随着SRB入狱(第六阶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家集会恢复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名誉(第七阶段)一些人出于对辩证法的热诚,零散的批判直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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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体性和师道
实现学术上的原始性创新,我的主张:一定要激活自身“主体性”。“主体性”是个复杂话题,与它家族相似的词汇包括:理性主体/批判性思维/反思性/生命情感/终极关怀/存在主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性灵(一些已经被庸俗化污名化了)。
激活“主体性”第一步:就算信仰某个“总体秩序”,个体也应当凭借个人自由意志和良知去直接解释和实践它,而不是借助外部权威做中介,通过背诵和模仿来强化信念。西方“主体性激活”历史性事件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用及其“因信称义”的原则(宗教形式的人格独立)。
前天是教师节,我认为的“师道”:老师教育学生,从来就不应当是建立自己学术上的私人卫队,而是让年轻人站在自己肩膀上,接力发展下去,超越自己。
上师者,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来激活学生主体性(艺术类可能是激活生命情感的本真);
中师者,辅导学生领会世界之真相,鼓励学生自我激活,或者,给予思想上的自由;(说清楚科学哲学“反科学实在论”“SSK”“STS”)
下师者,学徒制,传授赖以维生的技艺,或为学生谋生搭桥铺路;
不入流者,雇工关系/交换关系,甚至借机建立一种畸形的人生依附关系;
父母之道,大同小异,中心议题同样是:如何激活孩子的主体性,而不是培养下一代的“工蜂”,每个中国父母都应该竭力避免“放羊娃悲剧轮回”。
Level 8:激活主体性之后
王德峰教授认为: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器”是可以直接被感知和经验到的事物,不可被直接经验到的,则是“道”,“器”是“行道”的工具,而哲学是论道的学问。
当个体一旦激活主体性,摆脱“器”的束缚,开始领会“道”(本体论),原始创新就发生了。个体会凭借理性建立一套整体性认识来呈现“生存场(Survival Field)”(认识论),随之,会非常自然地创想一系列用来“行道”的“器”(方法论)。比如,在我的“道”中,可以顺序地推导:
1)柏拉图起以生产关系为基的阶级分析法(method of class analysis),或许可被基于“人类理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代替、阶级矛盾问题可被“有理性VS无理性”问题消解,“阶级矛盾”本质是:没有理性的群体,制造矛盾,却没有调和矛盾的能力。
2)历史上“有理性VS无理性”PK中,往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根源在于“高尚者”持有的是封建礼教的“仁义礼智信”,而不是笛卡尔的“理”(家族相似的一系列词汇)。为逆转劣币驱逐良币,那必然需要发明一套唯理论方法(罗蒂方法/博闻方法,哈)。这套方法,一面确保“有理性”能赢,另一方面,方法本身净化人心(逆霜之哀伤?)。
3)激活主体性,就会摒弃陈见,过去金科玉律也会嗤之以鼻。比如:“枪杆子出政权”只是对文明历史周期律(“圣人VS凡夫”轮回)的经验概括罢了,毫无抽象,而《辛普森一家》就给出了“理性主体”的新观念。(是不是在国际新闻中有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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